中国的传统语言学在清代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历史时期，文字、音韵、训诂三个方面都超越前贤，蔚为大观。黄侃站在清代传统语言学的高峰上，远绍汉唐、近承乾嘉，而又不受其局囿，一方面秉承乾嘉朴学精神，另一方面做出了现代语言学意义上的探索，在近代学术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并产生过巨大影响。与章太炎、刘师培二先生齐名，被称为”国学大师”，为学界所推重。
黄侃的古音体系甫见于世人，即引来争议。章炳麟、钱玄同等人对之赞誉有加，而林语堂、王力等人则批评其为“乞贷论证”的结果[1]43。对于黄侃古音体系的由来，前贤多有推断。然而，详审诸家论述，颇有扞格之处。曾运乾曾云：“今人黄季刚就《广韵》二百零六部中考得古本韵三十二部，表之于次（作者按：表略）。从古本韵三十二部以考古韵，即二十八部。其中‘歌、戈、盍、末、寒、桓、痕、魂八韵’，于古本为四部。即阴声八部，阳声十部，入声十部。知此三十二韵为古本韵者，以韵中有十九古本纽。因此三十二韵中止有古本纽，异于各韵之有变纽，故知为古本韵。又因此三十二韵中止有十九纽，故知此十九纽实为古本纽。本纽本韵互相证明，一一吻合。”（曾运乾1996：181）曾氏服膺黄侃的古音研究成果，方有以上论述。然而这样的赞誉方式却很容易为黄侃的古音研究招来“乞贷论证”之讥。
所谓“乞贷论证”，即循环论证，在循环论证中，论证的前提就是论证的结论，因此又称为“先定结论”。林语堂（1933）云：“更奇怪的，是黄侃古音十九纽说的循环式论证。黄氏何以知道古音只有十九纽呢？因为在所谓’古本韵’三十二韵中，只有这十九纽。如果你再问问何以知道这三十韵是古本韵呢？那么清楚的回答便是：因为这三十二韵中只有古本纽的十九纽。这种以乙证甲，又以甲证乙的乞贷论证（begging the question）岂不是有点像以黄脸孔证明中国人是伟大民族吗？”林氏又云：“实在黄氏所因三十二韵中，不见黏腭声母并不足奇，也算不了什么证据，因为黏腭的声母，自不能见于非黏腭的韵母，绝对不能因为声母的有无，而断定韵母之是否’古本韵’，更不能乞贷这个古本韵来证明此韵母中的声母为’古本纽’。王力与林语堂意见相同，也认为黄侃在建立自己的古音体系时犯了循环论证的错误。
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学界对于黄侃的古音思想开始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潘重规、陈新雄、李开等先生从多个角度论证黄侃先生的古本音研究方法并非“乞贷论证”。我们在总结诸先生意见的基础上，再参照《黄侃声韵学未刊稿》中的重要资料，对黄侃古音体系的推求过程做出蠡测。
一、黄侃古声体系的推求过程
黄侃云：“古声数之定，乃今日事。前者钱竹汀知古无轻唇，古无舌上；吾师章氏知古音娘、日二纽归泥。侃得陈氏之书，始先明今字母照、穿数纽之有误；既已分析，因而进求古声，本之音理，稽之古籍之通假，无丝毫不合，遂定为十九。”[2]（黄侃1980：69）从黄侃的这一段论述中，我们可以得出初步结论：黄侃古声十九纽是在继承前贤古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得出的，并非由自己古音体系中的古本韵二十八部推导而来。
古无“非敷奉微知徹澄娘日”九纽，已为当时学界公认。”黄君（作者按：即黄侃）则创’声经韵纬表’”，持此古所无之九纽，进察《广韵》二百六韵，三百三十九小类，发现无此九变声之韵及韵类，也一定没有‘喻、为、群、照、穿、神、审、禅、邪、庄、初、床、疏’十三纽。那么这十三纽亦一定与“非、敷、奉、微、知、徹、澄、娘、日”等九纽同一性质，到底是什么性质呢？那就是变声。四十一声减去二十二变声，所剩下的十九纽，就是古本声了。”（陈新雄1993：446）陈新雄先生师从林尹、许世瑛、高明等先生治小学，林尹等三位先生皆黄侃入室弟子，所以，陈氏的判断应该有所本，值得我们重视。
潘重规亦为黄侃入室弟子，他对黄侃古本音的推求过程也做出了自己的判断。“昔钱大昕氏谓古无非敷奉微及知徹澄诸纽，余杭章氏谓无娘日二纽，斯皆不易之论。故黄先生谓观《广韵》歌戈二韵音切，可以证知古纽消息。如’非敷奉微知徹澄娘邪照穿床审禅日喻群诸纽’歌戈部皆无之，即知古无是音矣。夫歌戈二类，自顾江以来皆称为古韵者也。歌戈二韵所具之纽为见、溪、疑、端、透、定、泥、邦、滂、並、明、精、清、从、心、晓、匣、影、来十九纽而已。非独歌戈，举黄先生所谓古韵者，莫不如是，则十九纽俱为古读矣，故得命之曰古纽也”[3]。
陈、潘二人之说有不谋而合之处，均认为黄侃古声十九纽是以前贤古声纽研究成果为基础，再加上自己的大胆推断，验诸《广韵》而得出的，是一个“前修未密，后出转精”的过程。古无轻唇、舌上、娘日九纽为学界公认已成定谳，黄侃先生以此为基础，继续观察中古四十一声类中还有哪些声纽与此九纽的分布情况相同，然后又检核出喻、为等十三纽。至此，共有二十二纽为上古所无。以中古四十一声类为基数，除去这二十二纽，恰好得出黄侃古声十九纽。
对于黄侃古音体系的推求过程，陈、潘二先生的论述明显较曾运乾高明[4]，至少在表面上，论证了黄侃的古声十九纽并非以古本韵二十八部为筛选条件得出，这样，或可以为黄氏消弥“乞贷论证”之讥。
然而，我们遗憾的发现，陈、潘的论述与事实颇多龃龉之处。首先，验诸《广韵》，无轻唇、舌上、娘日九纽的韵类中，并非不出现喻、为等十三纽，比如曷韵有“䔾”字属喻纽。另外，我们据钱玄同手录《音学九种》及《黄侃声韵学未刊稿》发现，黄侃古声纽体系的形成，经历了由二十三纽到二十二纽，再到十九纽的渐进过程。并非陈新雄先生所谓四十一纽减去二十二纽得十九纽这么直接。
据钱玄同手录《音学九种》的《声韵通例》所载，黄侃曾定古纽为二十三类。黄侃云：“凡喉音五，影晓为清声，于喻为影浊，匣为晓浊。”“凡古音二十三纽，影晓见溪端透精清心帮滂皆清声，于喻匣疑定泥来从邪並明为浊声。”又云：“凡今音于古音二十三纽外，更增一十八纽：“知彻甾囱师照穿审非敷为清声，澄娘日床神禅奉微为浊声。”
这是黄侃在古声纽研究方面的最早论断。从这个论断中，我们可以得出两点信息。第一，黄侃古声体系的由来，的确与古韵二十八部无涉，持“乞贷论证”之讥者并未详审黄侃古音体系的推求过程，便率尔做出断语。第二，此古纽二十三类，是以陈澧《广韵》四十一声类为基础，参酌钱大昕、章炳麟、邹汉勋三人的古声纽研究成果而形成。钱、章二人证明古无“非敷”等九纽，邹汉勋认为古无照二、照三九纽，照系二等应归精系，照系三等应归端系。四十一声类减去“非敷”等九纽，再减去照系九纽，正是黄侃的古纽二十三类。
黄焯为《音学九种》所题的跋云：“古声定十九纽，《声韵通例》中云古音二十三纽，并数于喻群邪者，盖初时未定之论。”此后，二十三纽演变为二十二纽，并最终定型为古声十九纽。
在《第五表古今音同异》中黄侃定古声二十二纽，放弃了于纽古本纽说，将于纽并入喻纽。此时，黄侃已经开始用等韵原理审视他先前所得的古声二十三纽。黄侃述、黄焯编的《文字声韵训诂笔记》是记录黄侃小学思想的一部重要作品，在这部作品中，黄侃云：”邹汉勋谓等韵一四等为古音，此为发明古声十九纽之先导。”[5]受邹汉勋启发，黄侃发现最初所定古声二十三纽中，于、群两纽处于三等地位而非一四等，邪纽虽处于四等，但实为假四等真三等，因此于、群、邪三纽俱不应属于古纽。于、喻中古即为一类，所以黄侃很容易便想到他们上古可能也是一类，因此，并于入喻得古声二十二纽，这是黄侃推求古纽的第二个阶段。在此基础上，黄侃进一步调整、精简自己的古声纽体系，最终将群纽与处于假四等地位的喻、邪一道定为今变声，并且重新划分于纽所属的古本声，古声十九纽体系就此定型，此后再未做过公开改动。
二、黄侃古韵体系的推求过程
李开（2002）认为黄侃推求古本韵的过程与古本纽无涉，求古本韵是用等韵分析法，对古今音系的韵部系统一一对比，并由今音音系的韵部推求而得。“黄侃以钱表（作者按：钱玄同《韵摄表》）开口呼中的开口一等韵，以钱表列明清齐齿呼中的开口中四等韵，作为古本韵……也就是说，黄侃对《广韵》206韵审音，凡一等韵和四等韵为古本韵”[6]。
李开先生的初衷是善意的，他把黄侃古韵与古声体系的推求过程割裂，以说明黄侃的古音体系并非“乞贷论证”的结果。然而，这样做的后果却是：使黄侃古韵体系的基础变得非常脆弱，又陷入了曾被王力先生所批评过的窘境中去——“而且他（作者按：指黄侃）所指出的古本韵，实际上是在韵图上居一等和四等的韵。舌上音与正齿本来没有一四等，轻唇音与日母本来没有一四等，自然不能入于黄氏所谓古本韵之中。由此看来，黄氏只在每一个韵部中（例如之部或支部）拣出一个一等或四等的韵（例如之部咍韵居一等，支部齐韵居四等），认为古本韵，这对古音系统仍不能证明，反倒弄出不妥来”[7]。
黄侃的古韵系统是以古声十九纽为基础而来，前代学者已多有论述，兹录谢一民的有关论述如下：
“黄氏既考得古韵二十八部、古本声十九纽，复以声之正变与韵之正变互相印证，创《纽经韵纬表》，类析《广韵》，以见三十二韵中皆但有古本声十九纽，与他韵类杂有变声’喻为群知徹澄娘日照穿神审禅邪庄初床疏非敷奉微’等二十二纽者迥异，则知此三十二韵——二十八部之韵，即陆氏所定之古韵，与顾、江、戴、段、孔、王、严、章诸氏所考，正相吻合……”罗常培、陈新雄、潘重规等人与谢一民观点相同或相近。
其实，对于古韵二十八部的由来，黄侃本人已经有过明确的表示：“韵部多少，古今有异也。《广韵》中诸韵，但有十九声者，皆为古音（除上去两声不用），又以开合同类者并之，得二十八部”[1]100-101。以此看来，陈、潘、谢三人的观点由来有自。
也有学者认为黄侃的古韵体系也和其古声纽体系一样，是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后出转精”而成。如：王力先生曾说：“黄氏心目中先有三个成见。第一是他的老师章炳麟的古音二十一纽和古音二十三韵部；第二是戴震的古韵二十五部；第三是段玉裁的古无去声说，再加上他自己的古无上声说。”[8]
评价黄侃的古韵体系时，王力先生的思路非常清晰。黄侃在古韵研究过程中，对于音类和音值两个概念区分得并不十分清楚。张世禄先生认为黄侃将“音类”研究和“音值”研究混淆了。黄侃所谓“古本音即在《广韵》二百六部中”，这句话就意味着古音和今音的“音值”都已经完全确定了，因而断言：“今音中一部分与古音’音值’相同的，就是’古本音’；另一部分与古音’音值’不相同的，就是’今变音’。”（张世禄1985：《黄侃声韵学未刊稿》序言）“三个成见”，是王力先生对黄侃古韵韵类研究的评价，前文提到的选取一四等作为古本韵，则是王力对黄侃古韵部音值研究的评价。
在段氏古韵十七部的基础上，黄侃增加八部入声，再参考孔广森（东冬分立）、江有诰（侯部入声独立）、章炳麟（脂队分立）等人的研究成果，古韵二十八部的格局已基本完备，这是黄侃的古韵韵类研究思路。刘逢禄分古韵为二十六部，与黄侃二十八部体系接近，所以《古韵谱稿》扉页有黄侃亲笔：“十九声之说略同于新化邹君，廿八部之说略同于武进刘君，予之韵学，全恃此二人与番禺陈君而成，不可匿其由来也。”
另一方面，黄侃以古声十九纽为标准，考察《广韵》二百零六韵，发现“歌戈”等三十二韵仅与古本声相配，所以，推测此三十韵为古本韵，合并开口之后，得古本韵二十八部，这是其古韵部音值研究的成果，此二十八部恰与其音类研究所得的结果相吻合。
三、结论
黄侃的古声二十三纽体系（古声十九纽的前身），是综合钱大昕、章炳麟、邹汉勋等人的古声研究成果而成，这是其古声纽音类研究的成果。二十三纽大多居于一、四等地位，这种现象启黄侃疑窦，再加上邹汉勋已经提出等韵一、四等为古音的观点，黄侃便开始运用等韵知识审视自己的古声体系，由此步入古声纽的音值研究领域。最终，黄侃把居于三等地位的群、于二纽以及居于假四等地位的喻、邪二纽定为今变声，古声十九纽体系就此定型。黄侃的古本声研究，是一个音类研究与音值研究交替进行的过程。
黄侃以段玉裁、戴震、孔广森、江有诰等人的古韵分部成果为基础，得出古韵二十八部，这是其古韵部音类研究的成果。以古声十九纽为标准，考察《广韵》二百零六韵，得出三十二类仅含古本声的韵，归并开合，最终得到居于一、四等地位的古本韵二十八部，这是其古韵部音值研究的成果。与古本声研究略有差异，黄侃的古本韵研究，是音类与音值分别进行，最后相互印证的过程。要之，黄侃的古音体系，绝非“乞贷论证”的结果。可惜黄侃本人未能清楚区分音类研究与音值研究这两个范畴，混淆了古音研究与古本音研究，所以才会令后之学者对黄侃的古音体系推求过程产生诸多悬想、诸多争议。
参考文献
[1]黄侃•黄侃论学杂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2]黄侃述；黄焯编.文字声韵训诂笔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69.
[3]林语堂.古音中已遗失的声母[C]//语言学论丛.上海：开明书店，1933：239-242.
[4]谢一民.薪春黄氏古音说：增订本[M].台湾：大通书局，1971：181.
[5]潘从规，陈绍棠.中国声韵学[M].台湾：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78：261.
[6]王力.王力文集：第十七卷[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373-414.
[7]陈新雄•古音研究[M].台湾：五南出版有限公司，1999：402.
[8]李开.黄侃的古音学：古本声十九纽和古本韵二十八部仃].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1）：265.
【编者按：本文末尾提到“黄侃本人未能清楚区分音类研究与音值研究这两个范畴”，此言尚有可商榷之处，应该说“黄侃本人未能从概念上区分音类研究与音值研究这两个范畴”，至于其心里面是否能做区分，未可臆测，盖老一辈传统学人，本不着意于概念之辨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