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書》由北宋宋祁、歐陽修等撰，宋仁宗嘉佑五年（1060）完成。隨后宋人董衡為其注音釋義，著成《唐書釋音》。董氏雖然在其書中大量使用《廣韻》的反切，但並沒有拘泥於此，從自己的實際語音出發新制了許多切語。因此該書可以幫助我們考察宋代的實際語音系統，是很可靠的語音史資料。通過對書中所提供的材料中不同性質的音切進行甄別離析，我們可以考求通語、辨明方音，彌補詩詞用韻研究在聲母方面的不足之處。

董氏宋史無傳，僅在《宋史·藝文志》中有“董衡唐書釋音二十卷”。目前可以看到諸版本的《唐書釋音》中均未收錄作者原序，僅在正文之前有“宋將侍郎前權書學博士董衝進”一語，生平籍貫不詳。經我們考證發現，作者籍貫為饒州德興，以薦辟入仕，官至太學博士。《釋音》成書至遲不會晚于1190年，故書中反映出的是11、12世紀時期的宋代語音。

因為作者的注音中因襲《廣韻》的反切較多，所以我們採用音注類比法進行研究。全書被注音字共有11922個，但除去重文，其實只有3370個字。其中注音跟《廣韻》相同的有2279 個（同一詞前後出現時往往使用不同的反切來注音，其中只要有一個與《廣韻》相同的就計入此類），不同的有918個。

考察那些與《廣韻》不同的注音，可以發現聲母中反映出的語音現象眾多。除了來母，其他所有聲母間都互有混切。除了輕重唇分化、非敷奉合并、知照合并、零聲母范圍擴大、匣溪曉混切等現象之外，《釋音》中還有許多與通語演變規則不相符的語音事實，當屬方音現象。

董氏為宋代饒州府德興縣人，德興位於江西省東北部，地處贛、浙、皖三省交界處，東接浙江省開化縣（今屬吳語處衢片龍衢小片），東南與玉山縣、上饒縣毗鄰（今屬吳語處衢片龍衢小片），南和橫峰縣、弋陽縣相接（今屬贛語鷹弋片），西接樂平市（今屬贛語鷹弋片），北連婺源縣（今屬徽語休黟片）。德興原來屬于贛語區，自從1988年出版的《中國語言地圖集》把徽語劃分為一個獨立的方言大區之后，就劃歸了徽語區。

盡管在徽語是否自成一區上學術界還存在不同的意見，但把徽語從官話中分出去目前已是多數學者的意見。查《徽語分布圖》得知，德興屬于徽語祁德片。歷史上，“直至六朝這里應與吳語一樣同屬江東方言區。但由于南、西、西北都受贛語包圍，在贛語強大影響之下，形成一種非吳非贛的方言，即韻母像南吳語而聲母像贛語的徽語來。”

即便在今天，徽語的聲母系統也與贛語類似。在整個宋代方言體系并不明確的狀況下，我們并不能斷言在千年之前的宋代，德興是屬于贛語區還是徽語區，但文獻資料中記載的語音現象本身是清晰可考的，它可以幫助我們了解這一地區在宋代的語音情況。

一 發音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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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小結

總之，從《釋音》中的反切我們可以看到，宋代德興地區的聲母系統除了體現出輕重唇分化、非敷奉合并、娘泥混切這些與通語演變規律相同的特點之外，還有諸多方言特點，主要是：

全濁聲母清化，但并未遵循平聲送氣仄聲不送氣的規律，也并非像現在的贛方言一樣不論平仄全部讀送氣清音，規律不明；塞音和塞擦音的全清聲母與次清聲母混切且為數不少，送氣音與不送氣音不分；知莊章似已合并，但知二莊與知三章有對立傾向。不僅全清與次清混切，塞擦音與擦音似乎也沒有什么區別；零聲母范圍擴大，影母、喻母、疑母與微母的部分字之間可以混切，普通話中的零聲母格局已初具雛形。由于方音的關係，匣母與溪母似乎也有部分讀為零聲母；齒音中，從邪混并、精清從與心母混切。齒頭音多與莊組互切，鮮與章組混切，可能莊章還是有差別的；喉音與牙音大量混切，屬于方音現象；日母與娘母、影母、喻母混切，體現出零聲母化的趨勢；匣母與奉母混切；雲母與心母混切。

語言本身就是一種不斷變化的繫統，內部分化與外部接觸交互進行。身處贛、浙、皖三省交界，德興特殊的地理位置決定了它的語音演變受外部接觸的影響會更大。從大的方面來說，贛方言東北部與吳方言的接觸，是以徽語作為過渡的，德興恰恰處于這個過渡區，因此這一地區的方音音系可能更復雜。

從《唐書釋音》聲類中反映出的方言情況來看，今天贛語、徽語、吳語中的許多區別性特征，在宋代已經形成。但書中反映出的聲類系統，今天的漢語方言中沒有與之完全對應的，這些真實而復雜的語音材料對于研究宋代方言具有重要價值。

而關於《四聲等子》，學界的研究本來就不多，且作為一部韻圖，人們多從韻、調的角度來關注，唐先生也只歸納了韻母系統，但我們發現聲類中也反映出了許多語音現象。《唐書釋音》中的反映出的方音現象，除了匣奉混切，其他的在《四聲等子》中都能找到相對應的例子，且如出一轍。據此，我們認為，《等子》的成書年代應該是與《釋音》相差不遠的，約在12世紀，其反映出的“時音”也應該是與《釋音》的語音體系非常接近的某種南方方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