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切韵》系统地反映了隋代至唐初时期汉语的声母、韵母和声调系统，这一系统实际上就是中古汉语语音系统的代表。但是，对于《切韵》所记录的音系到底具有什么样的性质，也就是它具体反映了什么样的语音实际，音韵学者历来就有不同的看法。这些看法归纳起来主要是两大类：

一类认为《切韵》音系是一时一地之音，即所谓“同质论”。如清陈澧《切韵考》卷六谓“陆氏分二百六韵，各韵又分二类、三类、四类者，非好为繁密也，当时之音实有分别也”。其中或认为《切韵》代表“吴音”，如唐末李涪《刊误·切韵》谓其为“吴音乖舛”；或认为《切韵》是隋唐时代的洛阳音，如现代学者陈寅恪《从史实论切韵》谓其“乃东晋南渡以前洛阳京畿旧音之系统”；还有的认为承《切韵》而来的《广韵》代表隋唐时代的长安方音，如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就是。

另一类认为《切韵》是一个包含古今音和南北方音的复杂的语音集合体，即所谓“异质论”。唐末苏鹗《苏氏演义》卷上谓《切韵》“不独取方言乡音而已“，首开此说。清江永《古韵标准·例言》认为《切韵》“皆杂合五方之音，剖析毫厘，审定音切，细寻脉络，曲有条理。其源自先儒经传子史音切诸书来”。章太炎先生在其《国故论衡·音理论》中认为“《广韵》所包，兼有古今方国之音，非并时同地有声势二百六种也”，王力先生在其《汉语音韵》中赞同章氏的观点而说他的话是对的。

董同龢在其《汉语音韵学》中说，《切韵》是前有所承的，是集六朝韵书大成的作品，“可能不是依据当时的某种方言，而是要能包罗古今方言的许多语音系统”，他认为：“整个《切韵》所表现的也就是陆氏诸人心目中的标准字音的音系，而不是任何一种实在的语言的音系。正因为他们兼包并蓄得好，就能为文学之士赏识而风行一时；也是因为他们有离开实际的地方，一般人就难于遵守，于是不久就有合若干韵同用的提议了”，又“正因为自六朝以迄唐末，作韵书的人只是搜集书本上的反切，略予整理，然后归纳；所以韵书表现的音系甚繁，反切之中才有许多纠葛存在”①。

讨论《切韵》音系的性质，陆法言自己写的《切韵序》是最重要的依据，对其中“因论南北是非，古今通塞；欲更捃选精切，除削疏缓”的理解尤为关键，洪诚先生在对《切韵序》这几句关键话的注解中所表明的态度很值得参考：“《切韵》音系的基础是单一音系还是综合音系？这个问题是学术界争论未决的问题。从这句话本身来看，也透露出一个消息；假定《切韵》是记录一个方音系统，那么讨论古今南北的是非通塞是多余的。下文的‘颜外史、萧国子多所决定’也就很难理解了。另外《音辞篇》里颜之推批评阳休之造《切韵》殊为疏野，这个野字值得注意，正说明颜萧尊重的是书面语音。陆等八人，在大量的反切旧文面前分析取舍，不是根据方言口语音，而是根据文士的读书音，这一点也是可以肯定的。所以他要讨论到‘南北是非，古今通塞’。”②何九盈先生一直是力主《切韵》为综合音系的，他“完全赞同”洪氏的“读书音”说，认为《切韵》音系“一致性是主要的，只不过它不是跟个别方音一致，而是跟大多数方言区的人都基本上能听得懂、能理解得了的‘雅音’一致”。“雅音”也称“雅言”，《论语 ·述而》“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这里的“雅言”应指当时规范的读书音。“雅”通“夏”，《荀子·儒效》曰“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而其《荣辱》篇则曰“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夏”本指中原地区，与楚地、越地相对，我国向来以中原为中心和正统，故“夏”引申有“雅正”义，因而何氏总结说：“‘夏’也不是单指洛阳话，或金陵、长安话，大体上是指黄河流域为基础的北方官话，这些官话的内部肯定是有分歧的，是有各自的单一音系的，而它们又会有许多共同点，《切韵》音系就是以这些共同点为基础建立起来的。”③

《切韵》音系的综合性质，不只用文献材料可以论证，其所录实际语音材料也能体现出来，黄淬伯先生通过对《切韵》所收音切进行深入研究后说：“在共同性的韵母和差别性的韵母两个范畴内的各个韵母，彼此之间，构成同和异的相互依存的关系”，所以《切韵》是“综合的音系，既有南音，亦有北音。分别部居，同异互见”④。

我们同意《切韵》是综合音系的观点，这个综合音系是通过取舍前人反切建立起来的，反切来自文献，文献读音就是文士的读书音。“读书音”就是具有规范性的“雅音”，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个“雅音”系统可能主要以北方官话为基础，但也容纳了不少南音的成分；可能以当时的“今音”为基础，但也容纳了一定的古音成分。所以在制定反切取舍原则和编撰体例的时候，要“论南北是非，古今通塞”，要“捃选精切，除削疏缓”，要由南、北方音的代表来商讨并“多所决定”。颜之推在《颜氏家训·音辞》中说“共以帝王都邑，参校方俗，考核古今，为之折衷，搉而量之，独金陵与洛下耳”，则取舍时所依据的基础方言，北音主要以洛阳话为代表，南音主要以金陵话为代表。

编撰《切韵》的目的是要建立读书音的规范，要准确审音辨韵，有一定的“正音意识”，即所谓“欲广文路，自可清浊皆通；若赏知音，即须轻重有异”，为赏知音而辨析尽可能精细。所以这个综合音系在反切取舍和韵的分合原则上，是尽量从细从分的，只有“剖析毫厘，分别黍累”，才能把传统文献语音和方音中的细微差别体现出来。如参看王仁晌《刊谬补缺切韵》韵目下的小注，“佳、皆”两韵虽然上古明确有分，但诸家韵书都无严格区别，只有夏侯咏《韵略》从分，陆法言《切韵》从夏侯咏分为两韵而相邻排列，大意是诗文押韵可以通用，审辨字音则应从分。所以董同龢先生说：“《切韵》既沿古酌今，他的分别部居自然只有一条路好走，就是甲分而乙合的两类要分，乙分而甲合的两类也要分，于是陆法言诸人所订的系统，就可以说是他们所知道的音类分别的总汇”，所以“现代各方言的歧异，差不多都可以在《切韵》里找到他们的分别所在，如果说他们都是由七世纪初的一个方言演变而来的，未免不近情理”。⑤方言是从古音发展而来的，语音中的“古今”与“方俗”其实是相互联系着的，南北诸方言中都不同程度地存留着古音成分，只有能够包容古今、方俗的主要语音成分的综合音系，才可能为当时南北士人所通用，才可能对此后各时期、各方言有如此大的影响力。这也就是《切韵》一书影响深远的原因，也是《切韵》的语音系统相当复杂的原因。

总体说来，《切韵》是隋唐时期具有综合性质的读书音系统，主要以当时洛阳和金陵士子的语音为基础，既保存了一定的古音成分，又吸收了南北方音的一些语音成分，是中古汉语语音的通用音系，是其时诗文用韵和审音辨韵的规范标准。从汉语语音史角度看，《切韵》综合古今南北，不能反映一个特定的单一的活语言的语音系统，似乎价值不高。但正由于它超越具体方言，才有可能扩大影响面，使广大地域的历代读书人有语音系统工具书可用，操众多方言的士子们才能在科举考试中用统一的读音标准来写诗作赋。进而言之，正因为有这样一个包容古今南北的《切韵》综合音系，音韵研究者才有可能通过它去探索上古汉语的语音特点，也能以《切韵》音系为参照系，来比较、观照现代汉语通用语及其各方言的语音特点，从而探索和总结汉语古今语音演变的规律。也就是说，《切韵》音系是汉语音韵学史上沟通古今、承先启后的重要桥梁，对汉语语音史研究是具有重要价值的。

參考文獻

①董同稣：《汉语音韵学》，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83年版，第79、182、183页。

②洪诚：《中国历代语言文字学文选》，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64页。

③何九盈：《中国古代语言学史》，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34页。

④黄淬伯：《切韵音系的本质特征》，《南京大学学报》1964年第3、4期合刊。

⑤董同稣：《汉语音韵学》,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83年版，第182页。

——万献初《音韵学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