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由阳海清先生等编撰的《文字音韵训诂知见书目》（以下简称《书目》），是为编纂国家重点出版文化工程《中华大典·语言文字典》准备的检索参考书目，为满足学术研究的需要，扩大收录范围而成今稿。全书分五大类，共收各种“小学”著作4813种12067部，用力精勤，搜罗宏富，编排精心，既为《中华大典·语言文字典》的书目普查工作提供了极大便利，也为语言文字学各门类的研究者提供很多帮助，其学术价值是明显的。

周祖谟先生给音义书的定义是：“音义书专指解释字的读音和意义的书。古人为通读某一部书摘举其中的单词而注出其读音和字义，这是中国古书特有的一种体例⋯⋯这种书在传统‘小学’著作中独成一类，与字书、韵书、訓诂书体例不同，所以一般称为‘音义书’，或称‘音书’。”

清人谢启昆在其《小学考》中用六卷的篇幅专门考“音义”之书，共收音义书目268种，考定尚存者43种，余则标明“佚”或“未见”。他在卷四十五论及音义书的特点时说：“音义为解释群经及子史之书，故诸家著录不收入小学。然其訓诂、反切，小学之精义具在于是，实可与专门著述互订得失，且《通俗文》《声类》之属，世无传本者，散见于各书音义中至多。则音义者，小学之支流也。昔贤通小学以作音义，后世即音义以证小学，好古者必有取焉。”就是说音义书的性质特点更近于小学，应属传统小学中的一类或一支。这些可以作为《书目》增置“音义类”的近现代理论依据与参照系。

我们认为，音义具有兼跨经学、小学众多门类的特点，包含着多元的语言因素。音义不同于传注，传注只需解释词义和疏通文意，而音义含有丰富的语言研究内容；音义不同于训诂，训诂是直接训释词义，而音义总是通过辨音来明义；音义不同于音韵，音韵学只研究语音自身，而音义不作抽象的纯语音研究，它以注音为手段来辨析和确定詞在当句语境中的具体意义。这些内容上的特点代表了音义书普遍而又典型的特点，显然是不同于文字、音韵、训诂之书的，这也就证明了《书目》增置“音义类”是必要的。

音义书总是要考虑意义，要把音义关系落到实处。千百年来，汉语的音义和负载音义的词形（汉字）在不断发展变化，这些历时的变化积淀在汉语的文献语言之中，音义书为某个文献辨音析义，就必然要反映不同时代不同语境所形成的多层面的纷繁复杂的音义关系。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可能利用音义书丰富多样的音切材料作多层面多角度的语言研究，这是单纯的字书、韵书和训诂纂集所不能比拟的。

汉语的音义关系研究源远流长，内容丰富。先秦文献中就有“声训”，如《论语》“政者，正也”等。发展到汉代，就有刘熙集声训之大成的《释名》。然后，就是汉魏六朝大量音义书的涌现，到隋唐则出现了《经典释文》和《一切经音义》这样集大成的音义著作，再往后，历代都有仿《经典释文》体的音义书。《书目》“音义类”所收的，多是《经典释文》系统及其后的一批音义书，它以前的音义书则只存少数近人的辑本。正是这些代代累积的音义资料为传统小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书目》全面而系统地收集了这个系列的音义书目，这个系统正好是汉语音义学研究赖以成立的材料系统，其中，历代音义书中的音切是最主要的研究材料。要特别强调的是：音义书所标注的音切中，有近一半是辨析汉语音变构词的，这是汉语发展史上应该倍受关注的语言现象。但过去研究得很不够，我们完全可能利用这批宝贵资料，去探求一度蔓成大势的汉语单字音变构词法的真实面貌，并旁及与之相关的语音、词汇、语法和字形的演变，还可由此探寻上古汉语构词形态的奥秘。

至此可以说明，《书目》增置“音义类”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得其时的，编撰者是有学术眼光的，它对汉语音义学研究的全面开展必将起到积极推进的作用。

《书目》实际上是“知见传本书目”，所录多有传本，可以依目索书，给《中华大典·语言文字典》编纂者和汉语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实用而且好用。正如朱祖延先生在此书《序》中所说：“这本知见书目，由于编者普查了各地馆藏目录，掌握了各类小学著作的存世情况，则更使读者对群书的分布了如指掌，为从事科学研究带来极大方便。在完善的总目出现之前，有这一部可用的知见书目，也是学术界的幸事，其嘉惠士林，真可谓功德无量。”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古籍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