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炎武（1613-1682），字寧人，號亭林，江蘇昆山人。他的古音學著作為《音學五書》，著書的根本目的如顧氏云“乃列古今音之變，而究其所以不同，為《音論》三卷”。顧氏可以稱作是清代古音學第一人，他的《詩》本音論以及離析唐韻以求古音之分的方法，都為清代及以後學者所稱讚和借鑒，後來各家的古韻分部也是在顧氏古韻十部的基礎上不斷深入。顧氏運用方音研究古音的思想和方法在古音學史中也有開創之功。顧氏方音思想是為了古今音變的研究服務的，它的形成多與叶音有關。對於以往《詩經》處理為叶音的情況，顧氏嘗試從方音的角度去考慮，在承認方音入韻的同時，還是堅持古本音為常。正如《音學五書》“古詩無叶音條”所說，“此或出於方音之不同，今之讀者不得不改其本音而合之。雖謂之叶亦可，然特百中之一二耳”。
一、顧氏方音思想的形成與發展
（一）顧氏方音思想的產生
顧氏的音學思想並非是一成不變的，其中柴紹炳和毛先舒的影響不能忽略。柴紹炳（1616—1670），字虎臣，號省軒。毛先舒（1620—1688），字稚黃。二人同郡，也都曾與顧氏討論音學問題，對顧氏音學的不足，有“救正之功”。顧氏古音學的系統完善以及發展成熟，都離不開與二人的辨論。柴氏《與顧寧人論古韻書》主要討論了五個問題，其中涉及方音的有兩個：其一謂求古音者必辨方音，方言所習，南譌北正，以古聖賢風教所及多在北方故耳。其三謂沈約《類譜》出於臆撰，多屬吳音。顧氏早期的方音思想是很不成熟的，求古音者必辨方音的總體方針是對的，但是對於南北方音的偏見，以及忽略了方音本身的發展演變，都有很大的問題。閱覽《音學五書》可以發現，顧氏之後對這一方音偏見有所改觀，例如，“入為閏聲”說提到，“故入聲之部合之三聲，但有其四，而五方之音或有或無，尚不能齊。必欲以配入聲，或以其無是聲也而削之（元周德清《中原音韻》併作三聲），則均之不達矣”。顧氏認為不能因為某些方音中沒有入聲就否定它的存在。
而毛先舒也記錄了顧氏早期的觀點，見《韻白》“記顧寧人說韻五條”：
昆山顧寧人炎武謂“令、音、綅”非是。蓋“燁燁震電，不寧不令”，“令”讀“練”，自與“電”叶，“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興”讀“歆”，與“音”叶，俱閉口，不與上“膺、弓、滕”叶。《大明》之第七章“興”叶“林、心”，此可證也。“公徒三萬，貝胄朱綅”，此二句不入韻，“綅”字不與上下文韻叶也。此說亦未能決之，姑錄於此。
顧氏早期的叶音說並沒有得到毛氏的認可，而對比《音學五書》可以發現，這些叶音觀點後來多處理為方音或者無韻，這是顧氏古音學理論發生變化的反映，也可以看出清代古音學形成初期就注重方音與古音的關係。毛氏繼柴氏之後，又多次指出了顧炎武音學的弊病，《再與友人論韻書》與上文柴書基本一致，另外還有毛氏的《答友論<韻學通指>書》，其中有雙方對方音與古音關係的不同認識。
承云：‘必遊四方，悉土音，乃能通韻。’仆竊疑之。上古土音不概見，而一二猶傳於書，《左傳》‘楚人呼虎為於菟’，臨文未必稱虎為於菟也；《戰國策》‘周人呼鼠為璞’，臨文未必稱鼠為璞也；《方言》‘秦呼余為烈’而《權輿》‘渠、余、輿’相叶，則不音烈也。……
顧炎武遊歷北方各地，熟悉北方方音，認為北方方音比較純正，繼承了古音。我們分析，毛氏認為古人著書不含方音現象，那麼先秦文獻記錄的方音只純粹保留古方音，也就是認為方音一般只保留在口語中，詩文用韻應該遵守書面語音系統，即通語。按毛氏的觀點，則古韻分部根本不用考慮方音，也不用從後世方音去尋覓古音的遺跡。毛氏的觀點過於絕對化，但客觀上也使得顧氏在運用方音分析古音的過程中變得更加謹慎，顧氏在後來的《音學五書》中對“土音”常常能辯證地看待。
之後毛氏對顧氏古音中的方音運用又做出了一些妥協，指出：
承云：‘古聖賢多在北，故北音多正而南多譌。’僕又竊疑之。夫東西南北，各有土音，折而衷之，乃成定韻。故臨文則文士亦能操韻，而常語即聖哲亦未能違俗。況至今日迢遞千載，即有神禹之聲律，身度土音，豈復協之？……且即以北方土音論之，地亦遙已。燕秦魯宋，列國懸隔，其土音豈不甚殊？倘有其是，必有其非。則南土音縱有其非，豈無其是？又若公羊齊人，亦北方也。而呼得為登，呼渾為踴，載諸經傳，顯睹其乖。乃云北皆正聲，南盡鴃舌，此慮未然者二也。
毛、顧二人又在南北方音之正的問題上展開激烈辯論，首先毛氏認為古音是東西南北各地方音的折衷，也就是在各地方言的基礎上產生的共同語。詩歌文章都應該遵守共同語，而不是方音。毛氏繼續批評顧氏過於崇拜北方方音，指出即使北方方音較為純正，有接近古音的現象，那也應該考慮歷時的方音自身的變化。再者，北方方音又有區域之分，也有正與不正的區別，南方方音也有保存古音遺跡的可能。前面我們討論過毛氏認為古人著書不含方音的觀點是過於絕對的，而這次在南北方音上的看法卻很明智，可以看出毛氏在方音的觀點上已經發生了變化，後來的江永就提出“天下何地無正音”（《音學辨微》），可謂是對毛氏學說的發展。
（二）顧氏《音學五書》所反映的方音思想
《音學五書》中的《音論》三卷主要討論了音韻學的十五個基本問題，是顧氏音學思想的集中體現。在顧氏看來，古音今音的關係與方言異域的關係是相類似的，其中已經有了初步的音轉理論思想。例如：
①《音論》卷中“四聲之始”條：又江左諸公本從辭賦入門，未通古訓。於是聲音一而文字愈繁，作賦巧而研經彌拙，且使今人古人如異域之不相曉，而叶音之說作。（第 38 頁）
顧氏為了說明叶音其實是古今音變所致，將抽象的古今音變比方為地域方音之別。顧氏還通過當時的方音來思考上古的調類以及入聲在聲調中的地位。例如：
②《音論》卷中“四聲一貫”條：五方之音有遲疾輕重之不同。（第39頁）
③《音論》卷中“入為閏聲”條：五方之音，或有或無，尚不能齊，必欲以配三聲，或以其無是聲也而削之，則均之不達矣。（第43頁）
顧氏對上古聲調的看法充分參考了實際方音，顧氏在觀察了入聲調並不是所有方音都具備的，所以將入聲看作調和其他聲調的閏聲，從中可以看到顧氏通過方音審音的方法和思路。
二、顧氏古音分部與方音的關係
《詩本音》和《易音》主要是對用韻情況的說明，最能體現方音對古韻分部的影響。《詩本音》直接顯示為“方音”的例子有兩處：
④《小戎》“古蒸、侵二韻不相通，此以音與興韻。《大明》七章以林與興韻，豈方音之不同邪？”。（《音論》古詩無叶音條 第98頁）
⑤《七月》八章“二十一侵，侵韻字與東通用者三見，……若次者，蓋出於方音耳。”（第107頁）
這兩例分別是蒸韻與侵韻相協，侵韻與東韻相協，是顧氏在“古詩無叶音條”所說的“古詩中間有一二與正音不合者”，方音入韻只佔一小部分，所以不難理解為什麼顧氏只在個別韻部提到方音影響，還有一些可以注為方音影響的地方沒有注明。例如：
⑥《文王》七章：躳不與天為韻，陳第引《易》震上六以躳韻鄰，《楚辭•大招》亦以躳韻騫，終未敢信，闕之。（第152頁）
按，顧氏的躳在東部，所以不相信二者有押韻的可能。依據王力古音三十部，躳字在侵部，鄰、天在真部，騫在元部，躳與天、鄰為韻是侵部與真部相協，躳與騫為韻是侵部與元部相協，主要元音相近，臨近相押是合理的，則顧氏所謂的“侵與東通用”也就不用藉助方音了。顧氏寧可闕疑，也沒有以叶音或方音來解說，從側面證明了顧氏古音是建立在科學理論的基礎上的，方音解說不是臆測得來的。
張民權先生對顧氏及後人通韻、合韻做過探討，指出古韻中有本音，也有方言音變。文中以《邶風•北門》三章為例，“敦”與“遺”“摧”相韻，引《釋文》“鄭音都回反”，可見“顧氏以音變視之，則為通韻”。我們發現，《廣韻》四收“敦”字，除了平聲魂韻、去聲慁韻，還有灰韻、桓韻。其中灰韻和桓韻的讀音都注明來自《詩經》。灰韻磓小韻“敦”字下“《詩》曰：敦彼獨宿。”《釋文》此處作“都回反。”桓韻團小韻“敦”字下“《詩》云：有敦瓜苦。”《釋文》注“徒端反，專專也。”可見《廣韻》的注音很有可能來自《釋文》。朱熹《詩集傳》兩處都注“都回反”。這兩例均來自《豳風•東山》，又不在韻腳，而《廣韻》和《釋文》緣何會注不同的反切？只有一個可能，就是繼承自先賢的讀音。從這裏也可以看出顧氏引《釋文》“鄭音都回反”，甚至朱熹此處也是“敦，都回反”，都是繼承前人注音的。以音變視之，則亦可以方音來解釋，而顧氏並沒有以方音強說，可見顧氏本身並不是樂於引用方音來分析古音的。
《易音》直接顯示為“方音”的例子有四條，例如：
⑦卷二《彖傳》乾卦云：古人於耕、清、青韻中字往往讀入真、諄、臻韻者，當繇方音之不同，未可以為據也。……今吳人讀耕、清、青皆作真音，以此知五方之音，雖聖人有不能改者。（第198頁）
按：顧氏認為方音雖然偶有入韻，但是不能作為古本音的根據，這好比近體詩用韻多依據平水韻，而偶有用方音入韻者，我們不能根據方音入韻來構建中古音音系，這是顧氏古正音思想的體現。
⑧蒙卦：而夫子傳《易》於蒙、於比、於未濟三用此字，皆從中字為韻，或亦出於方音，不敢強為之解。（第199頁）
⑨訟卦：上文“剛來而得中”句不入韻。吳棫《韻補》引劉攽云“關中以中為蒸”，非。（第199頁）
按：顧氏對方音與古今音變的關係有著清醒的認識，並非遇到難以協韻的情況就指為方音所致，例如：
⑩《象傳》蒙卦：夫子傳《易》四用此字（實），於蹇、於鼎皆合。蒙與順、巽，泰與願、亂為韻，蓋不可曉，或古又有此音。（第205頁）
用王力的古韻三十部分析：順在文部，巽、願、亂在元部，文部和元部相近旁轉。實字在質部，與文部和元部屬於旁近對轉的關係。顧氏對這些用韻所體現的旁對轉關係並不解釋為方音現象，應該是考慮到現實方音中是否有這種音。
三、顧氏對方音材料的處理
方孝岳先生指出，“顧炎武在討論上古正韻的時候，儘管是牽于漢以後紙片上的音；而提到上古的方音，倒是能拿實際語音來參證。在他本是看輕方音，而不知道恰恰是正確的道路”。這一評論有失公允，顧氏並非是完全看輕方音，而是在方音的抉擇上有自己的標準，同樣是古文獻中的方音材料，或者同樣是作者當時的方音現象，哪一種合於古音，都是經過深思熟慮的，甚至也很看重一些譯音材料。
顧氏對方音材料的甄別是謹慎的，其《音論》卷上“唐宋韻譜異同”條云：
蓋古人之音必有所本。如《漢書》則服虔一音，應劭一音，如淳一音，孟康一音，晉灼一音。《莊子》則簡文一音，司馬彪一音，李軌一音，徐邈一音，作韻之人竝收而存之書，不惟以給作詩之人用。（第27頁）
顧氏認為古人的注音都不是憑個人之見解，而是有所依據的，韻書所收的不同注音不僅僅是為了方便詩文用韻，後面小字說明部分引用了顏師古《漢書注》，其中“蘇林曰：泜音祇。晉灼曰：問其方人音柢。師古曰：蘇晉二說皆是也。蘇音祇敬之祇，音執夷反，古音如是。晉音根柢之柢，音丁計反，今其土俗呼水則然”。顏師古認為蘇林音是古音，晉灼音是土俗方音。這也可以看出顧炎武對前人文獻中的方音記錄很重視。
⑪一東風字下：今山西人讀風猶作方愔反，按《說文》風從虫凡聲，似當讀方凡反。今河南人謂帆為蓬，猶之謂方凡之風為方戎也。（第226頁）
同樣是關於當時“風”字讀音的今方音材料，顧氏認為山西方音讀作方愔反同古音，而河南方音讀同方戎反則是後代音變的結果。從顧氏所列舉的材料來看，東漢三國時期風即有方戎反的讀音，可以看出，顧氏已初步具備了方音的層次觀，方音是否為古音遺留還是要以《詩經》《說文》等文獻為依據。
《音論》所提及的地名中保留古音材料很多，有的是古正音，有的是發生了音變。
⑫九麻“家”字下：今山東青州以東猶存此音，如張家莊、李家莊之類，皆呼為姑，至幽薊之間則又轉而為各矣。（第267頁）
顧氏認為，“家”音姑是古音正體，音各則是發生了音轉。這種從鄰近方音考察古音的方法在現代方言學中是極為多見的，在顧氏以前則鮮有。
從以上例子可以看出，顧氏對方音材料的取捨主要是參照歷史文獻，尤其是秦漢及以前的讀音，所以方先生說顧氏輕視方音，確切地說應該是輕視當時的方音。
四、顧氏對方音與譯音材料關係的認識
⑬以今論之，九麻一韻亦大抵本西音，故漢時有聖人制《禮樂篇》全以邪字為韻，正如梵書所謂真言。（第272頁）
⑭又唐書所載吐蕃、突厥、西域人名地名亦多此類，豈非其出於西音邪？（第272頁）
這裏的西音指的是西部少數民族的語音，所以說如梵書中的真言。顧氏認為，《廣韻》的九麻大概是受到少數民族的語音影響而形成的，譯音也可以當成與方音同類的材料看待。因為古代學者對方音的稱呼多按地域範圍來命名，如“北音”“南音”“東音”等。再者，文獻記載中有很多譯音，這些譯音往往繼承了前代古音或者保留了方音。即使從今天的方言角度來看，九麻一韻看作受少數民族的語音影響，而不是漢語方言，那麼上古韻部和《廣韻》韻部的對應關係還是發生了變化。況且顧氏在《唐韻正》卷四中提到，“（麻）韻中之字與魚虞模韻同者甚多，蓋繇昔人作韻兼採方言”。所以，無論這裏的“西音”是否理解為方音，都將影響到古音韻部的考察。
五、顧氏對方音和正音關係的認識
方音可能轉變為後世的正音，正音也可能轉變為後代的方音。顧氏通過趙宧光記錄的“打”字讀音演變以及“也”字的由來證明方音有轉變為正音的可能。
⑮趙宧光曰：也字始於闕里方言以之作尾聲，聲長則也音自然而至。（第350頁）
⑯趙宧光曰：打字胡音丁瓦切，而世通習之，反以正音為誤。（第353頁）
而正音轉變為方音主要是因為正音發生了音變，某地方音保留了之前的正音。
⑰翟，今翟姓音澤，乃相沿之誤。《說文》徐曰：姓本音狄，後人姓乃音澤也。今江南人猶作狄音。（第529頁）
翟音澤是澄母陌韻，翟音狄是定母錫韻，江南音狄古無舌上音的反映，顧氏是將古文獻記載的語音與方音相對比來說明說明了是方音存留古音遺跡。從共時的角度看，方音是正音的變體；而從歷時的角度看，正音的繼續發展演變會產生新的正音，新正音也可以看作舊正音的變體。而方音在某些方面可能比新正音更接近舊正音，也就是方音保存古音是完全符合事實的。
六、顧氏方音思想對清代古音學的影響
江永（1681-1763）著《古韻標準》稱“實欲彌縫顧氏之書”，在方音運用上更是明確提出了“各地方音往往有古音存焉”，可以說江永的方音觀是清代最有系統性的，其用方音來解釋《詩經》中的一些合韻現象，提出了方音“偶借”和“音轉”等理論，是對顧氏“某韻蓋出於方音”更加科學的解釋。段玉裁、錢大昕、江有誥等人書中也經常提到顧氏的觀點，他們的古音學方法無不受到顧氏的影響。張民權先生指出，范家相為毛奇齡的門人，然而在古音問題上卻背師而從顧炎武之說。他對《詩經》音與今音之異的解釋之一是“各國方音不同”。可見顧氏的古音理論以及方音思想在清代的地位之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