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裡所說的「方言」是包括古今的方言，2.3.提到漢代的齊國方言比較特別，其實早在戰國以前，各地的方言已有明顯差異。研究漢語方言的人，首推西漢的楊雄(揚雄)，他寫了第一部漢語方言專著《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簡稱《方言》)。根據這本書可以知道西漢時期漢語可以劃分為多個方言區。

古代的方言資料對研究當時語音有很大幫助，譬如任銘善《漢語語音史要略》提到唐代李涪認為《切韻》是「吴音」(南方的語音)，其理由是《切韻》經常「上聲為去」，就是說《切韻》把上聲字誤作去聲，《漢語語音史要略》指出長年居於京城的白居易把很多《切韻》的上聲字当作去聲字來押韻，如「婦(商人婦)、女(京城女)」等，這些字在《切韻》裡都屬上聲(甚至不少現代方言仍然是唸作上聲的)，但白居易卻把它們跟去聲字一起押韻，因此説明了《切韻》「上聲為去」的傾向，反不及唐代長安人那麼厲害，也由此可證李涪批評《切韻》多「吴音」的説法是不足信的。

方言大都是有共同的祖先(proto-language)。既然來源同一，那麼由分化而成音讀相近、語意相近的同源詞就成為音韻學研究的材料，從中可以考見韻母和聲母變化的規律和變化的途徑，有助擬測古音分部和通轉的關係。如《方言》：逢、逆、迎也。自關而東曰逆；自關而西或曰迎，或曰逢」，「逆」的中古音是入聲韻[-k]，而「迎」的中古音是陽聲韻[-ŋ]，可證上古有陽入對轉的關係。

現代方言大都跟《切韻》音系有密關係，可以利用它們擬測中古語音。現代的學者擬構古代的語音，大多使用現代方言材料，如廣東話和厦門話有三個[-p，-t，-k]塞音韻尾，可以印證中古的入聲韻尾。高本漢研究《切韻》就用了二十多種方言材料，雖然其中有不少錯誤，但為擬構《切韻》音系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方法。又如閩方言更可用來印證上古音，如《論語》「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謂知也」，用現代的北京話來唸也好，用廣東話來唸也好，都頗為聱牙不順，不過，如果用潮州話來唸，就不難辨別，「知」(智)潮洲話作[di³]，而「之」作[ze¹]或[zu¹]，則把「知之」分别清楚，證以《方言》：「黨、曉、哲，知也」，而「黨哲」均是上古舌頭音，跟「知」有古雙聲的關係。

方言研究和音韻學關係非常密切，現代音韻學研究幾乎不能離開方言研究，譬如徐通鏘《歷史語言學》全書四百多頁，分作17章，幾乎每一章都用方言來説明。不過使用方言材料要注意幾點：

a.王力《漢語語音史》指出，有些古代文獻的語音特點很難斷定是否出於方音的異同。如他發現楚辭用韻和《詩經》不同，但難以斷定是方言的特點，還是時代的特點。又如廣東話和《廣韻》都有塞音韻尾[-p，-t，-k]，廣東話對於普通話來説，是方言的差異，《廣韻》的語音對於現代普通話是古今的差異。

b.王力《漢語語音史》又指出古人的籍貫往往不能作準。譬如朱熹說是婺源人，但他是在建州(現在的建瓯)長大。其實，現代人的籍貫也不能作準，進行方言調查的時候，一定要找到當地的發音人。

c.不要迷信缺乏語言學根據的成説。譬如一般學者認為廣東話最能反映《切韻》音系的特點，但徐通鏘《歷史語言學》指出北京話之中《切韻》的鐸、陌(麥)、屋(沃)、德等韻的口語音，所反映出來的某些結構，還要比其他方言來得古老。

d.記録方音要準確。譬如説吴方言有很多「鼻化韻」，不過，六十年代北京大學中文系語言學教研室編寫的《漢語方言詞匯》和《漢語方音字匯》，在這兩本書裡，幾乎找不到任何痕跡。而在《江蘇省和上海市方言概況》裡，可以發現南京市、鹽城、如皋、南通市、蘇州市、無錫市、常熟、海門、上海市、嘉定、松江等地的方言都把陽韻和唐韻(入聲除外)，唸成鼻化韻。

e.不能穿鑿附會。方言裡的異常情況不能隨意解釋，單元三裡面舉出好些方言音變，並不依照一般語音學的規律。方言文獻資料更要小心處理，舊式的學者為了考求本字或者尋求語詞的「初見」，常常倒果為因。又如日本享祿戊子(1528)刊印的《韻鏡》，在跋文提到「泉南宗仲論師偶訂諸本」，於是有人就以為這位「宗仲論師」是泉州人，並以此猜度《韻镜》裡面一些疑難問題，其實「泉南」是日本的地名，跟福建没有關係。

f.不能忽略方言的微細差異。利用方言來擬測古代讀音的時候，正常的做法大都是採取各個方言的共同地方而捨去特異之處，但經常因而導致擬測的錯誤，如李思敬《音韻》指出《切韻》的[-ŋ，-n，-m]韻尾，在他選取的方言點之中，只有廣東話才完整出現這三個韻尾，但不以鮮見如此，就不加考慮。

——黄耀堃《音韻學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