擬構音值須以現代方言的語音(所謂活的語言)為主要依據。擬構《切韻》的音值一般通過比較現代方言，然後再往上推測《切韻》音系。語音的演變大致有規律可尋，現代方言之中有些是從《切韻》音系發展而來，有些則與《切韻》音系有共同歷史淵源，而按照規律各自發展而來的。因此，它們都與《切韻》音系之間存在直接或間接的對應關係。它們必然在不同的方面和不同的程度上反映了《切韻》音系的某些特徵。因此只要比較現代方言，再和《切韻》的聲類、韻類、調類以及其結構規律對照考察，並参考其他歷史語音資料及語音演變的通則，就可以擬測出《切韻》音系相近的音值。我們又可以先擬訂《切韻》的音韻類別，然後在現代方言裡找出這些類別的發音情況，再利用比較語音學的方法加以考察，從它們的音韻變化趨向，大致擬測出《切韻》音系的音值。
5.3.1《廣韻》的聲類
上面提到《廣韻》的一個韻裡面，因介音的關係，實際可能不止一個韻母。換言之，一個韻可能分出不止一類韻母。根據邵榮芬的分析，《切韻》所包含的韻母大約可以分作326個，比起《切韻》193韻，在數目上多出百分之七十。多分出來的韻類大致和原本的韻相對應，也就是說，一韻部可以分出若干個韻母出來，但不會數韻部合在一處，然後再分出若干個韻母。
不過，聲類的分合則不如韻類那麽整齊。首先，「三十六字母」並不是《廣韻》的聲母系統，系聯《廣韻》所得與三十六字母有矛盾。首先是唇音有問題，三十六字母之中分重唇音「幫滂並明」四個聲母和輕唇音「非敷奉微」四個聲母；《廣韻》裡輕唇音和重唇音可以互相用作上字，因此可以推斷中古音並没有輕唇音和重唇音的區別。字母分輕唇音和重唇音，大約是在唐代以後，是部份重唇音的字輕唇化的結果，因此如果要擬測中古音——《切韻》音——的話，就得把輕唇音和重唇音合作一組。
第二點，是齒音的「照穿床審禪」五個聲母可以分出兩類，一類是「莊初崇生俟」放在二等那裡，一般叫作照二系聲母，或莊組聲母；一類是「章昌船書常」放在三等那裡，一般叫作照三系聲母，或章組聲母。這一點在4.4.的a.已有說明。分出兩組的原因，是它們同時和同一類的韻母結合，足證它們是兩類聲母。不過分不分出「俟」這個聲母，仍有不同意見。
第三點，喻母也可以分成兩類，一類是放在三等的位置的，一般叫它作喻三；一類是放在四等的位置的，一般叫它作喻四(邵榮芬叫它作「以」母)。它們分成兩類的原因也是它們同時和同一類的韻母結合。不過，喻三和匣母卻是互補分布，而且按系聯的結果，喻三和匣母是歸於一類，因此一般把喻三和匣母併合成一類。
至於「娘」母，不少學者，都把它併入「泥」母，但也有不少學者反對這種做法。
如果照邵榮芬的説法，三十六字母合併如下：
如果從這37個類別，減去「娘」和「俟」兩個，就得出35個。陳澧没有把「非敷奉」和「幫滂並」合併，如果按陳澧的說法，就得在邵榮芬的37個類別上面，再加三個，就是40個。再加上「微」，變成41類，这就是黃侃和錢玄同的説法。如果把「見溪疑影曉來」各母的一二四等和三等分開來，就得出47類。再把「精清從心」按一等和四等分開來，於是就得出51類，這就是陸志韋等人的説法（編者按：51類的説法最早好像是曾運乾提出來的）。
5.3.2. 音值擬測的實例
現在以牙音「見溪群疑」四母為例，说明一下擬測的方法。選取這四個聲母的原因，是「見溪群疑」比較簡單，容易說明。按系聯《廣韻》的結果，「見溪群疑」四母並没有併合和分化，一般只可分四類。首先來看看「見溪」二母，這裡隨手選出一些字來做方言調查，如：
我們不熟悉其他方言，先就北京話和廣州話兩種方言分析。見母方面，廣州話全讀作[k-]；北京話則分兩類，前面一堆字讀作[kh-]，後面一堆字讀作[tɕ-]。溪母方面，廣州話一部份讀作[kh-]，一部份讀作[f-]，一部份讀作[h-]，似無規律；北京話仍是分兩類，前一堆讀作[kh-]，後一堆讀作[tɕh-]。我們發現北京話比較整齊，每個聲母都是前後兩堆清楚分開，哪麼它們的區別在哪裡？後面一堆是多了[-i-]這個介音。比對廣州話把見母字全唸作[k-]，可以推測北京話有[-i-]介音的見母字在古代可能也唸作[k-]，只是受了[-i-]介音的影響，[k-]顎化成[tɕ-]了，因此可以擬測中古的見母可能唸作[k-]。北京話溪母字和見母字的聲母唸法只差在有没有送氣，而廣州話溪母字也有不少唸作[kh−](唸作[f-，h-]之類，可能受[-u-]及其他因素影響)，因此可以推測北京話溪母字的聲母，無論有没有[-i-]介音，在古時都唸作[kh−]，我們再可以擬測中古的溪母可能唸作[kh-]。不過單就北京話和廣州話來推断，可能不夠準確，最好多調查比較其他方言。
暫且不談群母。現在來看看疑母，又随手選出一些疑母字來作調查：
北京話全唸作[φ-](零聲母)，而廣州話唸作[φ-]或[ŋ-]，似乎推断作零聲母最有可能。但根據北京話方言調查，影母和喻母也有讀作零聲母，因此把疑母擬作零聲母，可能和影母、喻母有矛盾，不如看看其他方言。吳方言的疑母字没有[-i-]介音的唸作[ŋ-]，有[-i-]介音的唸作[ȵ-]；福州話全讀作[ŋ-]。另一方面，可以連同《韻鏡》的疑母位置考慮一下，《韻鏡》把疑母與「見溪群」同屬一類，上面擬測「見溪」都是舌根音，疑母應該也是舌根音；《韻鏡》把疑母定為「清濁」，而《韻镜》之中，屬「清濁」的聲母，多是鼻音或邊音這一類濁音(喻母除外，不過喻母也是濁音)，這看來疑母屬舌根鼻濁音的可能性很高。此外，「牛擬逆凝虐」等字，在北京話唸作鼻濁音[n-]，這些字都有[-i-]介音，疑母可能受[-i-]這個舌尖前高元音的影響變成了[n-]，因此古代的疑母可能是個鼻濁音。這樣，根據北京話、廣州話、吳方言、福州話調查結果，再加上《韻镜》的歸類情況和北京話的音變情況，把中古的疑母擬測作[ŋ-]的可能性最大。
至於擬測群母的聲值，比擬測「見溪疑」三母來得困難一些。《韻鏡》裡，群母屬全濁聲母(《韻鏡》標作「濁」)。全濁聲母在現代方言的變化比較複雜，比如北京話的群母字有四種唸法，以平仄和有没有[-i-]作為分化條件(没有介音的分化成[kh-]和[k-]，有介音的分化成[tɕh-]和[tɕ-]，平聲唸送氣，仄聲唸不送氣)。高本漢擬測全濁聲母為帶音送氣的輔音，因此把群母擬測作[gh−]。
高本漢所持的理由是很多現代方言裡，清化了的濁音大都是送氣的，和次清合流，特別是吳方言的濁音更是帶聲的送氣音，如[gh−]。高本漢又比對上古音，認為中古的全濁聲母都是帶音和送氣的。此外他還舉出很多理由。
不過理由還理由，事實歸事實，無論理由有多好，和事實不符，終不能成立。很多學者都用梵漢對音來證明高本漢的說法不能成立。從梵漢對音來看，直到七世紀為止，梵文裡面不論是送氣和不送氣的濁音，如果作為一個字開頭的音素，都用漢文的全濁聲母的字來對譯，要是送氣濁音的話，多加以説明或以罕用的字來表示，如：
上面的例子説明當時的全濁音聲母是不送氣的，要是全濁字是唸送氣的話，就不必加上說明，或者不必使用那些極為罕見的字來表示。由此可見高本漢擬測為送氣是不大準確。高本漢為甚麼得出這樣錯誤的看法呢？原來漢語在八世紀時出現很大的變化，全濁聲母由不送氣變成送氣，最明顯的例子是不空(Amogha-vajra)所譯的佛經。他用全濁字來音譯起首音素為送氣帶音的聲母；梵文中起首音素為不送氣帶音的聲母，則用次濁音的鼻音字來譯(可見那時的鼻濁音出現了「鼻音化消失」現象)。由此可見八世紀的長安方言的全濁聲母，由不送氣變成送氣的濁聲母。現代方言之中有的已經過八世紀長安音的階段，因此高本漢利用這些方言來推定中古音，最多只能得出八世紀的長安音的情況，而非七世紀初期的《切韻》的實際。
再來看看現代方言和借音裡群母字的讀音。在吳方言裡没有介音的唸作[gh−]，有介音的唸作[dʑh-]，可知這是因介音而引起分化，唸作[dʑh-]應該是顎化的結果，而[gh−]可以說是和八世紀的長安方言相應。湘方言和吳方言變化相同，不同的只是全部唸不送氣。日本借音之中，群母的「吳音」唸法也是/g/(當然日本語没有送氣和不送氣的區別)。從這幾個方言來看，《切韻》時代的群母讀音應是[g-]。
群母發展到現在，大部份方言是有「清化」現象，所謂「清化」就是變成相應的不帶音的聲母，如北京話、粤語等以平仄為界限，與溪母、見母合流。客家話與溪母合流。福建話則和見母合流。
下面是《切韻研究》擬測的《切韻》聲母的音值：
5.3.3. 重紐
邵榮芬《切韻研究》把《切韻》的三等韻分成四類，稱之為「三A、三B、三C、 三D」。李榮《切韻音系》的圖表雖然只列三類三等韻，但實際上也是四類。為討論方便，這裡把《切韻研究》所列三等韻的類别名稱略作改動，「三A、三B、三C、三D」按次改為「三、三C、三B、三A」。按《切韻研究》的解釋，「三」只出现在韻圖三等位置的三等韻，也就是没有所謂「假四等」和「假二等」的三等韻，屬於「三」這一類韻有：微、廢、殷、文、元、嚴(凡)。「三C」是指除了出現在韻圖的三等的位置上，还出现在韻圖的二等和四等位置上的三等韻，如《韻鏡》內轉第一開的東韻的三等韻是屬於「三C」一類，在二等裡有「崇」字，《廣韻》作「鋤弓切」，「弓」屬三等，但「鋤」屬莊組，因此排在二等的位置，「崇」的韻母本身屬三等韻，為了遷就聲母，就排在二等，並不是真正的二等韻；同樣，四等裡有「嵩」字，按《廣韻》作「息中切」，「中」屬於三等韻，但「息」屬心母，為遷就聲母就把「嵩」字放在四等的位置，因為不是真正的四等韻，屬「三C」的韻有：之、(齊)、咍、歌、麻、陽、清、庚、蒸、東三、鍾、虞、鱼、尤。「三B」和「三A」即所謂「重紐」的B類和A類，或者叫做重紐的乙類和甲類，屬重紐的韻有：支、脂、祭、真(臻)、仙、宵、幽、侵、鹽。有關重紐的問題，請參閱4.5.的d.。
至於重紐A類和B類，有甚麼不同，到現在還没有定論，有些學者認為A類的主元音較狹，B類的主元音較寬；有些學者認為A類比B類韻母的介音較貼近上顎；有些學者認為A類的聲母有顎化(B類没有顎化)；有些學者認為B類的聲母有唇聲化(A類没有唇聲化)。尾崎雄二郎指出「重紐」在古音學上可以找到根據，如「奇」(B類)和「祇」(A類)，「被」(B類)和「婢」(A類)分别是兩對重紐，而「奇」和「被」屬段玉裁所訂的古音十七部，而「祇」和「婢」則屬段玉裁所訂的古音十六部。
《切韻》重紐的A類和B類在現代的方言和外國借音裡有不同的變化，如支韻B類的「陂鈹皮縻」的韻母，潮州話作[-ue]，A類的「卑披陴彌」的韻母，潮州話作[-i]；而在朝鲜漢字音裡，A類的韻母作[-i]，B類的韻母作[-ïi]；在越南漢字音則在聲母有不同的表現，如中古唇音字，A類的聲母有變作舌音，如「陴」讀作[ti]，B類則作相應的唇音。
5.3.4. 四聲調值的擬測
韻值的擬測比較複雜，諸如重紐的問題，至今尚無定論。前面介紹音韻學資料時提過一下，不宜在這裡討論。四聲調值，也是尚無定論，不過由於調類不多，似乎比較簡單一點，所以拿出來介紹一下。除入聲的韻尾比較特殊，可以用擬測韻值的方法擬測出來外，四聲的調值很難考訂。現在推定調值的方法，仍是從現代方言出發，但以現代方言的調值與相應的聲調作比較是非常複雜，因此要先將相近的方言的調值比較，得出它們的共同趨向，再連同其他方言作比較，推測更早的來源。這是最常用的方法。
此外，還有一個常用的方法，就是利用語音史上的變化，推斷變化以前的調值，譬如唐代中期以後全濁聲母的上聲字變為去聲，由此可以推想唐代的上聲和去聲的調值有相近之處，才會這様的變化。因此有學者認為唐代的上聲和去聲，除開頭的部分，都有相同的聲調變化曲線，上聲大約在開始時從較高的音高向上滑升，而去聲則由較低的音高向上滑升。這樣，就可以解釋為甚麼全濁的上聲字可以變成去聲，那是因為帶音的輔音發音一般比較低，全濁的上聲因帶音的輔音的關係，把開始的部份壓低，聽起來和去聲非常接近，久而久之，兩種聲調就混同起來。
利用外國借音和對音來研究，也是個很好的方法，如周法高《説平仄》，就是利用梵漢對音來分析古代的聲調，結果他得出一個看法：「在唐初甚或在較早的時候，四聲中平仄有長短的區别」。
日本學者利用古來的文獻材料研究中國古代的四聲，其中包括了古代標記在漢籍的符號、佛教的資料(如日本古代研究梵語的論著，以及佛教音樂資料)等，金田一春彦的〈日本四聲古義〉，以及賴惟勤所著一系列論文，都有重大突破性的發現。〈日本四聲古義〉的結論是：
——黄耀堃《音韻學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