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张觉（1949-），男，江苏太仓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要从事古代汉语、古音韵学等方面的研究。
王筠《说文释例跋》云：”著书者每勇于驳古人，而怯于驳今人，谓今人徒党众盛，将群起而与我为难也。然使群起难我，我由之而讲其非以趋于是，则我愈有所得矣；或以非义之词相难，则人皆见之，而我亦无所失矣。”这种追求真理的精神激励了我，所以在此不揣愚陋，胆敢对当代音韵学界的学术权威王力先生的上古入声说提出一些疑问，以求正于方家。
一、王力对上古声调的看法与众不同
对于上古声调，从来就有各种不同的看法。顾炎武以为古人”四声一贯”，上古虽有四声，但可以临时变调，因为诗的押韵全“在歌者之抑扬高下而已”。
江永认为”平自韵平、上去入自韵上去入者恒也；亦有一章两声或三四声者，随其声讽诵咏歌，亦自谐适，不必皆出一声。如后人诗馀歌曲，正杂四声，诗韵何独不然？”这是说古有四声，但可通押。其实与顾氏所论相差无几。
段玉裁认为上古有平上入而无去声，他说：”古平上为一类，去入为一类；上与平一也，去与入一也。上声备于三百篇，去声备于魏晋。”所以他的《诗经韵分十七部表》就只列平上入三声而无去声。
孔广森认为古代无入声，入声”创自江左”，但认为古代有两去声，一是”长言之”，一是”短言之”。后来”短言之去”成了入声。这种说法，王力认为”大错”[1]，周祖谟认为是”囿于方音，非通人之论”[2]，批评甚中要害。
江有诰认为”古人实有四声，特古人所读之声与后人不同”。王念孙、夏忻亦主此说。
王国维创五声说，在四声外另加上阳声，将韵母与声调相混，为后人所非议。
黄侃以为古人只有平入两声而无上去。周祖谟特为此作《古音有无上去二声辨》，力主古有四声，赞同王念孙、江有诰的说法。
由此可见，上古声调的确是个大问题，值得研究。它当然也引起了王力先生的注意。但认识事物总有个过程，王力先生对上古声调的看法同样不能不有个发展过程。王力早年”不敢下十分确定的断语”，只是”比较地倾向于相信上古的调类有四个”。”至于古代实际调值如何，更难考定了。”[3]到了1980年，王力先生说：”四十多年来，我对音韵学的见解有许多改变，这书的见解，和1963年《汉语音韵》不同的，一律以后者为准。我的新著《同源字典》、《汉语语音史》也将出版，凡上述两书的见解和《同源字典》、《汉语语音史》不同的，也将以最后出版的为准。”[4]我们看1963年的《汉语音韵》，就知道王力先生对声调的看法的确两样了。通过20多年的研究，王力先生得出的结论是：”上古阴阳入各有两个声调，一长一短，阴阳的长调到后代成为平声，短调到后代成为上声；入声的长调到后代成为去声（由于元音较长，韵尾的塞音逐渐失落了），短调到后代仍为入声。’’[5]
其实，这结论在1958年出版的《汉语史稿》中就已提到了，他说：先秦的声调“分为舒促两大类，但又细分为长短。舒而长的声调就是平声，舒而短的声调就是上声。促声不论长短，我们一律称为入声。促而长的声调是长入，促而短的声调就是短入”[6]
“所谓舒声，是指没有-p、-t、-k收尾的音节来说的；所滑促声，是指有-p、-t、-k收尾的音节来说的。”[7]可见，所谓”舒”与”促”，即《汉语音韵》所说的”阴阳”与”入”，两书的见解基本相同。此后，王力先生对于上古声调的看法与《汉语史稿》中的说法完全一致。
1980年出版的《诗经韵读》第27页云：”古有四声，如果指的是一平、一上、二入，那是对的。如果指的是平上去入，那就是错的。”
1982年出版的《同源字典》没有谈到上古的平上声。对于去声，第68页说：“段玉裁说，古无去声，这是可信的。”关于入声，第69页说：”上古入声应分为两类：一类是长入，另一类是短入。长入的字，由于元音较长，韵尾塞音容易失落，变为去声；短入的字，至今闽粤客家等方言仍保持着塞音韵尾。长入与短入，除元音长短的分别外，还有高低升降的分别。“
1985年出版的《汉语语音史》第73页说：”我认为上古有四个声调，分为舒促两类，即：舒声（平声，高长调；上声，低短调）、促声（长入，高长调；短入，低短调）。上古四声不但有音高的分别，而且有音长（音量）的分别。必须是有音高的分别的，否则后代声调以音高为主要特征无从而来；又必须是有音长的分别的，因为长入声的字正是由于读音较长，然后把韵尾塞音丢失，变为第三种舒声（去声）了。”
王力先生关于上古声调的结论，虽然是继承了前人的某些成果，但无疑是一种新的见解。这种见解是否正确呢？唐作藩先生在1958年出版的《汉语音韵学常识》中指出：”最近王力先生在他的《汉语史稿》（上册）里对上古的声调问题提出一个新的看法。他认为上古的声调首先分平、入两大类。每一大类又细分为两小类，即平声分为长平和短平，入声分为长入和短入。上古长平就是中古的平声，上古短平就是中古的上声，上古长入在中古变了去声，上古短入在中古仍旧是入声。但是汉语的声调本是个音高的问题，王先生认为上古汉语的声调以音长为其主要特征，还缺乏充分的事实根据。”这些话实是说：王先生的说法是新的，但必须拿出”充分的事实根据”。这种评论一针见血，正中要害，但尚嫌简略，所以我们想通过此文提出一些更为具体的批评。
二、关于声调区分的理论根据
王力先生的这一新结论，是在《汉语史稿》中首先提出来的，所以他在该书中详细地说明了这一新说的”理论根据”。该书第65页说：”关于声调区分的理论根据是这样：（1）依照段玉裁的说法，古音平上为一类，去入为一类。从诗韻和谐声看，平上常相通，去入常相通。这就是声调本分舒促两大类的缘故。（2）中古诗人把声调分为平仄两类，在诗句里平仄交替，实际上像西洋的’长短律’和’短长律’。由此可知古代声调有音长的音素在内。”
这一理论根据是否可靠呢？我们认为很成问题。
关于第（1）点。段玉裁的去入为一类之说，是他归纳诗经用韵与谐声系统得出的结果。是否正确无误呢？当然不能这样说。周祖谟先生就不同意他的说法，并有详细论证。当然，周先生也指出：”古有四声经王、江、京三家之考证，又极明确。惟今人固守段说者尚多，未肯降心相从。推原其故，盖因古人上去与平相协者及去入相协者并多，畛域难分，故不暇细辨。”[8]我们认为，学术观点不可强求统一，王力先生固守段说也未尝不可。问题在于，继承他人学说，应该对那学说的反对意见有所辩驳，这样才容易使人信服。而自段氏之后，王、江、夏都认为古有去声，如今周祖谟先生更特别罗列段氏之误四端，说明”段氏立说虽似牢不可破，其实间隙尚多”[9]，基本上否定了段氏的说法。在这种情况下，王力先生承袭段氏无去声之说而对否定意见不置一辞，是不无缺憾的。如果段氏无去声之说不能成立，那么去声是否为促音就成问题了。现在王力先生不能驳倒对段说的非难，那么这一“理论根据”就靠不住了。其根据不可靠，则由此提出来的假设就值得怀疑了。
关于第（2）个根据，根本不能成立。首先，中古音只能作为拟定上古音的参考，而不能作为直接的依据。其次，中古平仄声交替，是平（音高不变）与不平（音高度）之间的对立，并不是长与短之间的对立。仄声并不都是短音。从现在还保留平上去入的方言来看，只有入声才短一些，上、去声并不短。所以，要说古代的上、去声是短音，就必须拿出事实根据来。没有事实根据，就草率地将它与没有亲属关系的西洋语作类比，显然不当。西洋的”长短律”和”短长律”与上古的声调毫不相干，由此怎么能“可知古代声调有音长的音素在内”呢？再则，王力先生认为中古平仄的交替是长短音的对立，也与他对中古声调的假设不一致。《汉语史稿》第102页说：”中古汉语声调的实际调值不可详考。⋯⋯’平声’可能指的是一种平调（大约是高平调）；‘上声’是一种升调；’去声’是一种降调；’入声’是一种促调。”很明显，平仄的对立是音高变与不变的对立，而并不是长短的对立。因为升调和降调也完全可能是长的。
其实，王力先生作出此结论也并非没有历史根据，他在《汉语史稿》第65页的注中说：”《公羊传·庄公二十八年》：’春秋伐者为客，伐者为主。’何休注：’伐人者为客，读伐长言之，齐人语也；见伐者为主，读伐短言之，齐人语也。”伐’字长言之，就是唸长入；短言之，就是唸短入。高诱注《淮南子》和《吕氏春秋》有所谓’急气言之’、’缓气言之’，可能也是指短调长调。””长言之”、”短言之”的说法在《汉语语音史》第74页又得到了强调。但这种说法不免有些武断，”长言之”为什么一定是入声而不是去声呢？同时，把”长言之”、”短言之”叫做”长入”、”短入”，很可能受到了孔广森上古声调说（见上文）的启发。当然，孔氏之说是王力所痛斥的。《汉语音韵学》第351页写道：”他把‘长言之’、’短言之’叫作两去声，那么，在另一方面，也可同时把两种声调用同一的称呼，如平上两声也可命名为两平声了。”。其实，王力先生在后来恰恰把上古平上两种声调命名为两平声[10]，把”长言之”、”短言之”叫作两入声，如此惊人的相似，与孔氏如出一辙。其间不同的仅仅是：孔氏认为无入声，所以假设成两去声；王力先生用段说，认为无去声，所以就定为两入声。结论有所不同，路子完全一样。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王力的上古入声说实为孔、段两说杂糅而成。当然，孔氏的”长言之”、”短言之”之说是否有合理的因素值得吸取是可以考虑的，遗憾的是，《汉语史稿》、《汉语音韵》以至《汉语语音史》对此都避而不谈。我们要批判地继承前人的研究成果，但决不能简单地批判一通就拿来为我所用。将自己的新说确立在自己所极力否定的旧说的基础上，怎能不令人生疑呢？至于“急气”、”缓气”，更谈不上是什么短调、长调了，所以连王力先生本人也难以肯定（”可能也是指”），不像论述”长言之”、”短言之”那样坚决（“就是”），因此也就不值得辩驳了。
由此可见，王力先生的上古入声说，完全是折中孔、段两家的学说而成的，并无什么有力的理论根据。
三、关于建立上古声调说的一个重要原则
我们上面分析了王力先生关于声调区分的理论根据。其实，那两个理论根据的理论性并不强，所以应用的范围也较小，以致王力先生在别处很少提到它们。如果我们通读一下他的一系列著作，就会明显地感到，他建立上古入声说时还有一个重要的理论根据，这就是他反复运用的”历史比较法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则”。这个原则是什么呢？王力先生作了这样的表述：”语音的一切变化都是制约性的变化。这就是说，必须在完全相同的条件下，才能有同样的发展。反过来说，在完全相同的条件下，不可能有不同的发展，也就是不可能有分化。”[11]必须注意的是：这末一句话，才是王力先生到处运用的原则；而前两句，从形式上看，只是为了推导后一句才提出来的，我们很少见到他运用。试看：
（一）《汉语史稿》第69页：”杰出的古音学家江有诰在这一点上也想不通。他在所著的《诗经韵读》中，说友音以，喈音饥，家音姑，泳音养，驹音物，角音谷，夜音豫，牙音吾，革音棘，下音户，三音森，就音怡，来音厘，阔音缺，等等。假定’友’和’以’在上古完全同音，那就是在完全相同的条件下，后来的分化就变为不可能的了。”
（二）《汉语史稿》第74页：”我们只能肯定照系三等的声母和t，t’，d’相近，不能认为它们就是t、t’、d’。⋯⋯假定照系三等在上古是t、t’、d’，那就和中古属知系的字合为一体，后来的分化就无法解释了。”
（三）《汉语音韵》第178页：”首先是入声问题需要讨论。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入声：第一，入声是以-p、-t、-k收尾的，这是韵母问题，从这个角度看，段氏所谓去入为一类是正确的，《广韵》里的去声字，大部分在上古都属入声；第二，入声是一种短促的声调，这是声调问题，从这个角度看，段氏所謂古无去声是不对的，因为《广韵》里的阴韵去声字虽然大部分在上古收音于-t、-k，但是它们不可能与《广韵》里的入声字完全同调，否则后代没有分化的条件，不可能发展为两声。我们认为上古有两种入声；一种是长入，到中古变为去声；一种是短入，到中古仍是入声。当然长入也可以称为去声，只不过应该把上古的去声字了解为以-p、-t、-k收音罢了。”
（四）《诗经韵读》第9页：”段玉裁、江有诰等人都相信古有入声，但是既然把它派入阴声，就应该相信它以元音收尾的（只不过稍短些），那么，到了中古为什么会产生-t、-k的收尾呢？”
（五）《诗经韵读》第27页：’’段说的缺点是不知道上古入声应分为两类。如果上古入声不是分为两类，那么就不能说明为什么后来有些入声字转入了去声，而另一些入声字停留在入声。因此，应该承认，上古入声分为两类：一类是长入，后来变为去声；一类是短入，后来仍然是入声。”
（六）《诗经韵读》第36页：”假如完全同意，就没有分化的条件，到后代就不能分化为两个音了（这是历史比较法的一个重要原则）。”
（七）《同源字典》第62页：”清人说，古代读’家’如’姑’，读’明’如’芒’，等等，那也是不夠准确的。假使’家、姑‘完全同音，’明、芒’完全同音，后代就没有分化为两音的条件。”
（八）《汉语语音史》第79页：”我所订的上古声调系统，和段玉裁所订的上古声调系统基本一致。段氏所谓平上为一类，就是我所谓舒声；所谓去入为一类，就是我所谓促声。只有我把入声分为长短两类，和段氏稍有不同。为什么上古入声应该分为两类呢？这是因为，假如上古入声没有两类，后来就没有分化的条件了。”
这一重要原则是否正确呢？
从王力先生的表述来看，第二句话是对第一句话的说明（”这就是说”），第三句话则是由第二句话推导出来的一个判断（”反过来说”）。我们认为，这第三句话如果是从事实中归纳出来的，则当别论；如果只是从第二句推导出来的，那就是错误的了。根据形式逻辑的推理规则，必要条件假言推理（第二句是一个必要条件假言判断）的正确形式是：”只有p，才q；非p，所以非q。”至于”只有p，才q；p，所以q”的形式是错误的[12]。所以，由”必须在完全相同的条件下，才能有同样的发展”只有推导出”在不完全相同的条件下，不能有同样的发展（非p，所以非q），而不能推导出”在相同的条件下，就一定有相同的发展”（p，所以q）。这“一定有相同的发展”与王力所说的”不可能有不同的发展”同义是不言而喻的。所以，王力先生的这一推论是违反逻辑的。这种推理之所以错误，是因为原句的前件只是后件的必要条件（必须⋯⋯才能⋯⋯），而不是后件的全部原因。所以，推导为因果关系的句子就不对了。我们不妨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加以说明：”必须有了空气，人才能活下去”，反过来我们只能说”没有空气，人就不能活下去”，而绝不能说”有了空气，人就一定能活下去”或”有了空气，人不可能有不活下去的”。
总之，王力先生从前一原则推出这一原则，是错误的。当然，从他对这一原则的运用来看，也颇不当。从第（3）、第（5）、第（8）条引文来看，王力先生之所以认为上古有两个入声，是因为不这样，就无法说明去入一类为什么后来能发展成两种声调。但是，正如王力先生所说：”中古的去声字有两个来源：第一类是由入声变来的⋯⋯第二类的去声是由平声和上声变来的⋯⋯”[13]那么，我们要问，入声不分成两类，不能解释其后代的分化（分为去、入）；平声、上声不分成两类，就能解释其后代的分化（平声分为平、去，上声分为上、去）了吗？如此看来，单把入声分为两类还不够，至少还得把平、上声也各分为两类。当然，这还没有把这一”历史比较法的重要原则”贯彻到底。因为古代的声调演变，并不只是平声变为平、去，上声变为上、去，入声变为入、去，那么是否每一声调要分为三类甚至四类呢？王力先生没有这样做，可见他并没有把这一重要原则贯彻到底。如此灵活地使用这一原则而得出的假设，其主观性是可想而知的了。
王力先生使用这一原则的错误根源是什么呢？这就是他没有把发展的过程看成是一个辩证的过程。在他看来，后代的一切区别，在原先就已经有了质的不同，事物的分化只是机械地分家而已。就是说，中古的去声、入声这两个不同的质，在上古决不可能同质。打个比方来说，后代的两家人，在过去不可能是一家子；如果是一家人的话，在后代就不可能分家。很明显，这完全是形而上学地来看问题。其实，原来同质的东西（同质并不意味着其内部没有量的差别）可以发展分化为不同质的东西。王力先生认为段玉裁对的地方（即古无去声，中古去声在上古是入声）其实不一定对，所以被人屡加否定；而王力先生认为段玉裁说错了的地方（即上古去入只是一种调类），也不一定错。我们如果不同意段说，当然不必认为中古的去入在上古为同一调类；但如果采用段说，也完全可以认为它们在上古完全同调。不承认它们原分为两类，并不是”就不能说明为什么后来有些入声字转入了去声，而另一些入声字停留在入声，试想，中古的平声完全同调，我们照样有办法说明它们在后代为什么有些字转为升调（阳平），而另一些字停留在平调（阴平）。由此可见，王力先生只是因为不能从声母、韵母等方面找出声调演变的条件，才求助于这一”历史比较法的重要原则”以建立他的上古入声说。他所谓的”相同条件”，只是指”同调”，这样一来，这原则哪能不错呢？因为两字同调，完全可能因为其声母或韵母的关系而使声调发生分化。王力先生自己也说过，阴平、阳平在中古”属于同一声调”，”有人以为中古早已存在着阴阳调类的分别”，”那是缺乏历史观点”[14]。现在他认为上古早已存在着长入、短入的分别，就不”缺乏历史观点”了么？正因为他存在着这一观念，所以他认为后代的一切语音区别在上古就已具备。为了反映出中古语音系统的声、韵、调、等、呼的全部区别，他就创造了上古等呼说，认为”上古韵部也和中古韵摄相仿，有两呼八等”[15]，这样，他的上古拟音就非常复杂。例如，歌部里的麻韵字，因为在中古有开口二等、开口三等、合口三等三种，所以在上古虽同属歌部，也必须有ca、ia、oa三类[16]，似乎不如此，就不能说明等韵家为什么把它们分为三。”这样越分越细，所构拟的音主观成分很重，变成了纸上谈兵。此外还要墨守历史语言学上的一个原则：在同一条件下的同一音位，在同一时期和同一地点，只能发生同一的音变。于是中古不同音的字，上古只能拟成不同音，而中古同音的字，上古还有不同音的。这样，势必形成一个倒竖的金字塔，上古的语音极其繁多。” [17]我们觉得，王力先生的这一批评用来批判他自己倒也恰如其分。
当然，我们如果把”在完全相同的条件下，不可能有不同的发展”这一原则中的”条件”一词的内涵扩大一下，让它泛指一切（无论是内部的，还是外部的；是普遍的，还是个别的）影响语音演变的因素，那么这一原则或可还能成立，但它已绝不是王力先生所运用的”重要原则”了。
综上所述，这一所谓的重要原则违反了事物客观发展的辩证法则。而王力先生的上古入声说又是建立在”灵活”地应用这一原则的基础上，所以实难成立。具体说来，如果同意王、江、夏之说，则上古当有平上去入四声；如果取段说，则只有平上入三类；如果既同意段说，又要贯彻这一历史比较法的重要原则，那么将段氏的三类分为六类还不够，只把入声分为两类怎么能行呢？
四、王力入声说的事实根据
王力先生建立他的上古入声说，也并非没有音韵方面的事实根据。
（一）《汉语史稿》第102页说：”上古的长入，由于它们的元音都是长元音（类似现代广州话的中入），在发展过程中，韵尾-t、-k逐渐消失了。”这广州话的中入大概是王力先生建立长短音理论的一个事实根据。
我们不是广州人，难以体会广州的中入是否就是长音。但王力先生对广州话系统的描写，却无从反映中入是长音，他说：”依调值而论其大概，广州阴入为阴平的促音，阳入为阳平的促音，中入为阴去的促音。”[18]他还把广州话的入声标成˦（阴入），˧（中入），˨（阳入）。中入既然与阴入、阳入同为”促音”，其元音怎么会是”长元音”呢？我们又查看了黄锡凌的《粤音韵汇》，该书不但用五度标调法标记，而且还用五线谱记录，但其结论还是与王力一样，总之，广州话的中入既然不是长元音，上古的长入也就渺茫得很了。
（二）王力先生还提到”现代方言中也有短而不促的入声”，用以说明”就上古的音节而论，短的不一定是促的，例如短平（中古的上声）；促的不一定是短的，例如长入（中古的去声）”[19]。以此来证明上古有“长入”，我们认为也不妥当。因为：第一，现代方言中”短而不促的”是入声，至多只能推出上古短而不促的短平（中古的上声）也是入声的结论，根本不能证明上古有长入。第二，此文说”短的不一定是促的”、”促的不一定是短的”、”有短而不促的入声”，而同书第134页上说”入声是以短促为其特征的。”其论述如此前后不一，说明他的假设在他的头脑里是恍惚不定的，而并非来自可靠的事实。
（三）《汉语语音史》第74-79页举了很多在中古有去入两读的入声字以及去声与入声相谐的谐声字，以此来”证明古有长入”[20]。这似乎是铁证了。其实，这些现象至多只能证明上古入声与去声有着密切的联系，即至多只能“证明段玉裁’去入同一类’的说法”[21]，而不能证明中古的这些去声字在上古一定是长入。它们在上古为什么不能是去声呢？也很难说。这些例子的列举，看上去是在摆事实，实际上只是其”理论根据”中所说的”从诗韵和谐声看，平上常相通，去入常相通”的另一种表述而已。上文对比已加评论，故不再赘述。
总之，王力赖以建立上古入声说的事实依据并不能支持他的学说。这一点他自己也明白，所以《汉语语音史》第81页只能以不十分自信的口气说：”分为长入、短入。这大概可以作为定论。””大概可以作为定论”，诚然并不可以作为定论。
五、结论
王力先生通过二十几年（1935~1957）的研究，提出了关于上古声调问题的新见解；又经过二十几年（1957~1980）的研究，其关于上古无去声以及入声分为长短两类的见解并未改变。
这种见解的理论根据是：（1）段玉裁的古无去声说和平上为一类、去入为一类的说法。（2）中古的平仄对立。但是，段说已经数人质难，如果不将这种种质难驳例，就不足以作为理論根据。至于中古的平仄对立，完全是音高不变与变的对立，而非音长音短的对立，这种误解与附会当然不足以作为理论根据。
在分析对照中，我们可以看到，王力的上古声调说实际上是折中了孔广森和段玉裁两家之说而成的，但由于他早年对孔氏学说的批判，竟没有将孔氏学说列为其理论根据之一。
通观王力先生的著作可以看出，其新见解的提出，还赖于历史比较法的一个重要原则。但这个原则在本质上违背了事物发展的辩证法则，在具体运用中又导致了繁琐的结论，以至于连王力先生自己也猛烈发抨击过。可惜的是，他的抨击对人不对己，自己在研究中却始终”灵活”地运用它来下结论。他关于上古声调的见解正是建立在这种错误的理论上以及对这一原则的实用主义的运用上。所以这种见解不可能有什么正确性而言。
正如唐作藩先生指出的那样，王力先生提出这一新说，缺乏充分的事实根据。但是也不是一点都没有。这就是：（1）广州话的中入是长元音；（2）现代方言中有短而不促的入声；（3）中古有很多去入两读的字，还有很多去入相谐的字。第（1）点不符合实际情况；第（2）点只能说明上古的短平（中古的上声）是一种入声，根本无助于他的上古入声说；第（3）点只能说明上古去声与入声的关系很密切，也难以证明上古有长入。
总而言之，王力先生的上古入声说是值得怀疑的，根本不可作为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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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24卷2002年第3期（总第1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