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厦英大辞典》概貌

英国传教士Carstairs Douglas（杜嘉德）编写的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f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with the Principle Variations of the Chang-chew and Chin-chew Dialecfs（《厦英大辞典》）出版于1873年。我们所见的是1990年台湾南天书局出版的影印本。该辞典以厦门方言为主，并涉及同安、泉州、漳州、安溪、长泰等地闽南方言，共收口语词、书面语词、谚语、成语、惯用语、短语、句子5万多条。

《厦英大辞典》不标汉字，全书用白话字记音，按词头的音序排列，配以英文释义。不过作者在分立词头时，还是考虑了汉字的区别，将不同汉字代表的音节分立出来。例如他/te⁵/这个音节共有9个词头，分别是

1. /te⁵/ [R. a god; an emperor]（帝）

2. /te⁵/ [to follow; to go after; to imitate, as a person’s example; sometimes said of illicit connection]（跟）

3. /te⁵/ [R. a piece; a place; perhaps some of the phrases belong to “/toe⁶/”，the earth, a place]（块）

4. /te⁵/ [R., the earth; ground; a place=col.]（地）

5. /te⁵/ [narrow; to press; a quiver]（榨）

6. /te⁵/ （better “teh⁷”），a prefix and enclitic affix to verbs（咧）

7. /te⁵/ te⁵-tsig¹, a sort of bells used by priests

8. /te⁵/ [R, to wear on the head=col. ti⁵]a surname（戴）

9. /te⁵/ ɔ¹-te⁵-te⁵, very black

词头1、2、5、8意义明确；词头3、4意义有所交叉，在词头的分立和词目的归属上有些犹豫；词头6只是体貌标记”咧”的语音变体，词头9是后缀“口/teh⁷/”的语音变体，作者把它们都分列出来；词头7则很难明确/te⁵/的语素义，也单列之。可见，作者在分立词头的时候尽量细致，把本字未明、难以确定本义的语素也单列为独立词头。

词例的排列则不按音序按义项。以/te⁵/（跟）为例：kun¹-te⁵（跟随），fi²-te⁵（护士、侍从或晚辈跟随着服侍起居），te⁵-liau³ oe⁶-ia⁵（跟久了会有厌烦情绪）等单纯表“跟随”本义的列入第一段；sã¹-te⁵（互相跟随，即时时相伴；或意愿相合），lŋ⁶-ku⁵ sã¹-te⁵（两句话相跟随，即两句话意义联系紧密），tsĩ²-bo²—beʔ⁷te⁵—i¹（钱不跟着他，即他赚不到钱）等有引申、比喻意味的列入第二段；te⁵-laŋ²-e²-kʰoan³（模仿别人的做法），te⁵-kiã³-kio⁵（跟着儿子称呼，是常用的一种称呼亲戚的方式），te⁵-tsʰui⁵-be³（人云亦云）等表示模仿义的，列入第三段；te⁵-tsui³ jip⁸（跟着潮水涌入），te⁵-jit⁸-loʔ⁸（跟着太阳下山，发誓的用语），te⁵-he³-hoa¹（跟着火灭了，发誓的用语）等相同组合方式的短语列入第四段；te⁵ hi⁵（跟着戏班，在当时被认为是轻浮的行为），te⁵-tsa¹-bɔ³（和女性发生不正当关系）等带有低俗色彩的“跟”则列入第五段。

为了便于学习，作者在每个词目头下，尽可能穷尽列举该词头相关的词语，因此不少双音节词在辞典中两见，一些多音节词语甚至三见、四见。这样使辞典的内容大大增多，好处就是查阅者能够尽可能多得到某个音节相关的信息和言语环境。

除了词头、词例以外，辞典还注明了该词对应的文白读、是口语词或书面语、是哪个方言点的口音、是否有其他同音词或同义词等，内容相当丰富。

贰《厦英大辞典》的作者与编写背景

Carstairs Douglas（杜嘉德）是英国长老会（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的传教士。他1830年出生于牧师世家，1851年毕业于英国格拉斯哥大学，1855年在爱丁堡自由教会学院修完神学课程。同年，杜嘉德跟随宾威廉（Rev. William C. Burns）来到中国，开始了他在厦门的传教生涯。杜嘉德刚到厦门，英国长老会厦门负责人Rev.James Johnston就因病回国，杜嘉德不得不独自承担长老会在传教布道方面的重任。在大美国归正教（Reformed Dutch Church of America）传教士打马字（John Van Nest Talmage）等人的帮助下，他很快就掌握了厦门和漳州白水营方言，并用方言传教。（白水营在厦门西北方，隶属漳州，其方言属漳腔闽南话。在1856年9月17日打马字给大美国归正教总会写的信里提到，由于杜嘉德的白水营方言水平有了提高，他们就不太常去帮忙传教了。可见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杜嘉德就掌握了厦门方言和白水营方言。）

杜嘉德之所以能迅速融入当地语言环境，原因有三：

首先，杜嘉德拥有良好的语言学基础和学习热情。据洪惟仁（1991），杜嘉德自幼学习古代和现代语言，熟悉希伯来语，善于速记法。另据资料记载，杜嘉德在格拉斯哥大学就学期间，学习了速记法（Phonography），这对他学习声调别义的汉语很有帮助。他掌握了好几种现代欧洲语言，并研读希伯来文圣经原文，其勤奋与博学令打马字钦佩不已。打马字称他为“第一流的汉学家”。

其次，西洋传教士对厦门方言的学习与研究较为深入，给杜嘉德的学习提供了良好的条件。16世纪开始，西洋传教士便在东南亚调查、记录汉语。而当时东南亚的华人大部分是闽南人，因此留下了许多闽南方言词典，如我们所知的最早闽南方言词典——17世纪初西班牙耶稣会教士Pedro Chirino编写的《闽南话词汇》(李如龙2008)。1815年，马礼逊在马六甲开办了英华学院，并为外国人学厦门话设计、拟定了汉语罗马字方案。1850年，打马字等人在厦门开设的夜校正式推行教会罗马字，又称”白话字”。而早期到达厦门的传教士们纷纷记录常用的词语和句子，编写厦门话学习手册，积累了丰富而全面的语言材料。例如杜嘉德在《辞典·前言》里提到的John. Lloyd和Alexander Stronach两位传教士编写的未出版的词汇手稿。John. Lloyd在1844年抵达厦门，1848年去世。据打马字回忆，John. Lloyd在学习语言方面很有天赋，他掌握了大量的厦门方言词汇，发音标准，当地人甚至觉得，光听说话觉察不出他是外国人。John. Lloyd编写的厦门方言词汇手稿”精确而又全面”，给后来的传教士们提供了很好的学习材料。Alexander Stronach是伦敦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的传教士，在厦门主要致力于创办教会寄宿学校和推广白话字和翻译《圣经》，并曾与打马字、杜嘉德等人一起探讨《圣经》翻译的术语问题。这些传教士的记音方法和词汇手册给杜嘉德的方言学习创造了便利条件。

第三，丰富的实践经验使杜嘉德对闽南各地的语言共性与个性有感性认识。据记载，杜嘉德曾到白水营、泉州、安海、台湾等地拓展教会力量，到漳州访问太平天国革命军。每到一地，杜嘉德便与当地传教士或信徒一起，挨家挨户探访民众，在各地设教会、建教堂，发展当地人当牧师。这样的传教经历使杜嘉德接触到漳腔和泉腔闽南方言生动活泼的口语。在《辞典》里，杜嘉德总结出各地闽南方言口音的异同及其对应关系，这种横向的材料比较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在学习厦门话的过程中，杜嘉德充分利用自己的语言学知识，并萌生了编写一本完备的方言口语辞典的想法。不管走到哪里，他都带着纸和笔，随时记录、修订、核实自己收集的材料。《辞典》出版后得到各界认同，杜嘉德因此获得格拉斯哥大学的博士学位。

杜嘉德在《辞典·前言》里反省了《辞典》编写的不足，一是动物、植物、医药类词需要专业知识，难以全面收集并进行准确的释义，二是全书没有汉字，三是缺少英汉索引。关于汉字问题，作者解释，是因为约有1/3到1/4的词条找不到相应的汉字来表示，且当时在伦敦无法用汉字排版。同时，作者也认为，厦门话应该是一种语言而不是方言。他希望跳出汉字的束缚，厦门话可以得到更多重视和发展。

叁《厦英大辞典》的学术价值

《厦英大辞典》编写于19世纪下半叶，记录的是1850年前后的厦门方言。其时，汉语处于纵横两向发展的交汇处：从纵向说，中国社会处于傳統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型期，社会生活变化剧烈，汉语也在此时经历着从古代到近代、现代的蜕变，书面语和口头语、汉字和拼音文字展开激烈竞争；从横向看，中国与世界各国交流密切，各地方言与周边方言、通语和外国语接触频繁，互相影响。此时的语言生活呈现纷繁复杂的情景，汉语及其方言也经历了剧烈变化。就厦门方言而言，自1842年厦门开埠以来，方言在一百多年间从融合到定型、发展，其间有语言自身的演变，也有方言、语言间接触的相互作用，这一过程是研究汉语方言演变、接触与融合的好素材。从已有的研究成果看，利用近代厦门方言材料、系统比较近代和现代厦门方言的并不多。补足这一环，对汉语方言纵横两向（亦即演变与接触）的比较研究有重要作用，将有助于我们理解方言结构系统的形成与演变。

西洋传教士记录的方言材料与传统韵书显著的不同，在于前者记录音值，后者记录音类（罗常培1930）；前者注重口语，后者受书面语影响较大。而《厦英大辞典》正是音值记录细致准确的口语辞典，其中所体现的语音现象值得我们关注。由于语音变化与词汇、语法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这部辞典有助于理解厦门方言系统内部语音、词汇、语法各部分的关系。下面将从三个方面举例说明。

3.1 关于语音系统内部的研究

《厦英大辞典》采用白话罗马字记音，详细描述了厦门方言元音、辅音和声调的特点，但为时代所限，缺乏明确的音系和音位概念，在舌尖前清塞擦音/ts/与舌面前清塞擦音/tɕ/、合口介音/u/和/o/的音位分合上与当时大部分传教士持不同意见。作者在《辞典》的前言中表明自己的观点，正文中则采取主条目详释、附条目参见主条目的方式，使两种记音方法都得到体现。这说明作者对语音的敏感和记音从严的态度。

我们归纳了《厦英大辞典》中体现的厦门方言语音系统。与现代厦门方言相比，当时柳母、入母大部分字是对立的，但在词汇中出现二母相混的状况：然后、湿润、交头接耳、苍耳、立夏、立冬、硫磺、□颔/jiãu⁵（niãu⁵）-am⁶/（脖子上有伤疤）八个词，柳母或入母字都有j、l（n）两读；大部分入母字人、如、仁、辱、任、柔、忍、热、饶、扰、肉、柔、儒等等，声母都只有/j/一读，但个别入母字在有些词里读为/l/（或/n/）：入意/lip⁸-i⁵/（决定，下决心）、耳目、忠言逆耳、木耳、大耳丁公仙（指大耳朵的人）、明火劫弱（明目张胆地抢劫）、宝二（赌场里的二把手）、一□日/tsit⁸-tʰiã¹-lit⁸。如果不是作者记音时分辨不清，便是当时柳、入母字已开始相混。

从韵母方面说，这一百多年来，厦门方言的参韵混入了公韵。参韵字数量不多，《辞典》里除了”参类药材”义的”参”，还有拟声词/tom²/，意为”石头掉进水里的声音”。到了罗常培的《厦门方言音系》，韵母表中已无/om/韵母。虽然书中《厦门音与十五音及广韵比较表》里“参”（人参）仍读/som¹/，但作者加注X，表示该字见于《厦门音新字典》或《十五音》，但未经发音者承认。而现代厦门话，”参”/om/已混入“公”/oŋ/韵。（罗常培《厦门音系》，《罗常培文集》。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 P245。）和泉腔参韵读/əm/、漳腔参韵保留/om/的情况相比，厦门方言这一变化既不是照搬泉州音，或是如“森”字那样在泉州音的基础上就近改造成/im/，而是在漳州音的基础上就近并入/oŋ/。

词音方面，二次变调初现端倪。二次变调是指某音节按照变调规律发生过两次变调，如螺丝的“螺”：Iɔ²→lɔ⁶→lɔ⁵。阳平字在各调之前变为阳去，阳去字待各调之前变为阴去，两次变调之后，螺读为阴去。有关此类现象的研究所见不多，手头材料仅有周长楫、欧阳忆耘（1998）提到过。我们在《辞典》里发现3条例证：

“香蕉”在辞典有三种拼音方式：①keŋ¹-chio¹: plantains, =geŋ²-chio¹. ②geŋ²-chio¹: the plantain, the banana. ③geŋ⁶-chio¹: better geŋ²-chio¹, the plantain.这三种拼音方式词似乎可以做如下解释：①是本音，清声母浊化后声调也随之由阴调类变为阳调类，即变为②；③是②一次变调以后的形式，但在实际口语中，也可以再变一次调，读为geŋ⁵，这样，geŋ⁶就被误为是本调，有了词条③。但这个二次变调的发生并不稳定，因此作者加注：geŋ⁶-chio¹, better geŋ²-chio¹. 类似的例子还有：表囝（手表）①pio³-a³, a watch. ②pio¹=pio³, a watch. 螺丝钉①Iɔ²-si¹-teŋ¹, a screw-nail. ②lɔ⁶-si¹-teŋ¹, screw-nails; better Iɔ²-si¹-teŋ¹.

“香蕉”在现代厦门方言里还是遵循普通的变调规则，而表囝和螺丝钉现在仅有二次变调的形式。可见二次变调现象在当时已经发生，但还随意、不稳定，甚至在发展过程中还有回流反转的现象。而现代厦门方言的二次变调现象有扩大趋势，《辞典》收录的部分词现在发生了二次变调，并已稳定下来，如：

泉州(tsoan²→tsoan⁶→tsoan⁵)

混乱(hun⁶→hun⁵→hun³)

落后日/落后年/落昨日（loh⁸→loh⁷→lo⁵）

骑马(kʰia²→kʰia⁶→kʰia⁵)

匣囝(kʰoeʔ⁷→kʰoeʔ³→kʰoeʔ¹)

投囝(筛子)(tau²→tau⁶→tau⁵)

架囝(ke⁵→ke³→ke¹)

馒头(bin²→bin⁶→bin⁵)

十数年/十数个(sɔ⁵→sɔ³→sɔ¹)（该词二次变调形式已相当固定，以致母语者都以为本字是”所”。）

潮州(tio²→tio⁶→tio⁵)

为止(ui²→ui⁶→ui⁵)

蒙古(boŋ²→boŋ⁶→boŋ⁵)

—喙囝(一点儿)(tsʰui⁵→tsʰui³→tsʰui¹)

口/hoŋ²/金(存放死人骨头的罐子)(hoŋ²→hoŋ⁶→hoŋ⁵)

贫惮/贫惮骨(懒惰、懒骨头)(pin²→pin⁶→pin⁵)

辞生(与死人的告别仪式，也用来责骂贪吃、饭量大的人)(si²→si⁶→si⁵)

□/ham²/眠(说梦话)(ham²→ham⁶→ham⁵)

无存(没打算)/无存卜好/无存办卜去(tsʰun²→tsʰun⁶→tsʰun⁵)

蜆仔(海瓜子)/蜆仔鮭/蜆仔鮭目(单眼皮)(kan⁵→kan³→kan¹)

3.2 关于词汇系统变化及语音与词汇的关系

《厦英大辞典》收词量大，口语词多，较为全面地反映当时厦门方言词汇系统的面貌。通过与现代厦门方言词汇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到近义词的竞争、书面语和口语的竞争、通语和方言词的竞争、上下位词的竞争引起的词汇系统的改变，也可以看到常用词义项的增减和构词能力的消长（参见李如龙、徐睿渊2007）。由于收词量大，口语词材料丰富，几种特殊构词法的调整和演变也表现明显：双声、叠韵和分音词逐渐萎缩，重叠、词缀和文白造词继续活跃在口语中（参见徐睿渊2008）。

至于语音变化与词汇的关系，《辞典》的材料可以为”词汇扩散论”提供很好的材料。如上文说到的柳、入二母的相混，就是词汇承载音变过程、语音系统的变化从单个词音变化开始的例证。而文白异读的调整、别义异读的简化、送气和不送气音之间的转换、清音声母浊化、阴声韵鼻化等现象虽然都表现在词音里，但尚未对语音系统造成冲击、使之发生变化（详见徐睿渊2008）。

3.3 关于语法系统变化及语音与语法的关系

由《词典》的材料看来，百年来厦门方言语法方面的变化虽然细微，但不可忽略。就目前材料看，可以从几个方面着手：能愿动词爱（想要、易于、将要）、卜（要）、□/kue⁶/（易于）势力的消长；否定词唔、勿解/bue⁶/、无之间的关系；疑问语气词”吗”是方言固有的还是通语影响借入的；动词和补语之间的助词遘、了、去、着的关系等等。由于作者编写辞典不是为了语法研究，因此语法系统演变研究存在例句少、分布不全的困难。也许参考同时期的方言口语教材和方言圣经材料，可以有更多发现。

伴随实词虚化的语音弱化过程，在《辞典》的记录里也有体现。

李如龙（2001）曾指出，闽南方言状态补语和动词之间有常用助词/kaʔ⁷/和/aʔ⁷/。二者均由动词“遘“虚化而来，即/kau⁵/→/kaʔ⁷/→/aʔ⁷/（调值由低降调弱化为低促调）。”遘”本意为“到”，至今是常用动词。虚化为助词后，若强调则读本音，说快时脱落韵尾，甚至连声母都脱落了。文章也以福州话和潮州话今天还用阴去调的/kau/为佐证。我们在《辞典》里找到许多以”遘”为助词的短语，如沃遘衫透透（淋得衣服湿透了），火激遘红（火扇得通红），讲遘喙麻（讲得嘴发麻）等等，均读为/kau⁵/，并无语音弱化形势。可见在当时，”遘”的语义和用法虽已虚化为助词，但语音尚未弱化。

另外，厦门方言有一类处置句，动词+/i¹/+补语。如：衫甲/i¹/收起来（把衣服收起来），糜甲/i¹/食互/i¹/了（把稀饭吃光了）。从语感来说，一般都认为这个/i¹/就是第三人称单数”伊”。甚至厦门人说普通话的处置句时，会受到母语的影响，将以上两例说成“衣服把它收起来”，”稀饭把它吃给它完”，即把/i¹/对应成普通话的第三人称单数”它”。

但《辞典》里的此类句式中，动词和补语之间的助词并非我们想象的/i¹/，而是/kʰi¹/。《辞典》立/kʰi¹/为独立词目，释义为a particle used in imperative phrases（祈使句里的助词），举例”讲~明”（把它讲明白了）。与之读音相同的，还有欺、□（倾斜）、蹊和崎。在《辞典》里其它为止出现的此类句式，助词也都为/kʰi¹/，而非/i¹/，如/tsʰoŋ⁵-sin¹/创〜新（把它修整如新），/hoã⁶-kʰi¹-tiã⁶/捍〜定（把它扶稳了），/ke³-kʰi¹-tsai⁶/□〜在（把它垫稳了），/kʰia⁶-kʰi¹-kʰi³/徛其起（让它竖起来）等等。这么看来，今天的/i¹/可能由/kʰi¹/弱化而来，但/kʰi¹/为何词，未解。

和其他材料相比，西洋传教士记录的汉语方言材料对汉语方言研究既有优势又有劣势。许多学者在这个问题上已多有论述（罗常培1930；游汝杰2002；陈泽平2003；陈泽平2007）。就《厦英大辞典》而言，由于作者本身语言学基础好，与方言口语接触密切，编写态度认真细致，材料较为可靠。大部分有疑义的词音，可参照前后文或其他同时期的传教士方言材料做出判断。但由于作者太过细致，对某些词的释义过于详细，有时可能将语用义作为基本义，将临时义收为固定义，因此词语义项增减和转移的研究困难较大；有些词的释义与今日不同，或以今日的语感无法确定其正确与否，只能存疑。

——中國語文研究2010年第2期（總第30期），作者：徐睿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