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南语保留有唐宋时古汉语的精髓”，这句话本身并无错误，只不过其表述不够精准。首先，“古汉语”一词一般指周代至秦朝这一段历史时期的语音，也叫“上古音”，而隋唐至宋朝这一段时期的语音称之为“中古音”；其次，闽南语有文白异读两套发音系统，此处的“闽南语”要看是指“文读音”还是“白话音”而定，如果指的是“文读音”，那就不是“保留”，而是本来就是隋唐读书音一直传承至今（音变肯定是有的，此处专指师承而言），如果指的是”白话音”，则“闽南语白话音”中不仅有中古音的成分，也有上古音的成分，而且不仅是“闽南语白话音”有此种属性，南方各省市现存的汉语方言（比如粤语、客家话、吴语、赣语……等）也都同样具备这样的属性，它们几乎都可以追溯至汉唐，甚至周秦，以此千百年不间断的传承，尽管在语言上发生了大小不一的变化（历史上白话音总是受读书音的影响，所以，这些南方方言亦多多少少受到宋元以后的北平官话语音的影响）。所以，这句话可以表述成两个意思：1、闽南语文读音是传承自隋唐时代的读书音，至今未曾中断；2、闽南语白话音保留有周秦至唐宋时的上古音成分及中古音成分。

「闽南语甚至曾是唐朝的通用官方语言」，对于这个说法，首先看看什么叫“官方语言”？“官方语言”即“官话”，这个概念是元朝以后才有的。宋朝及宋朝以前，只有“读书音”与“白话音（即方言）”的概念，“读书音”就是政府办公所用的发音标准，“白话音”是寻常老百姓日常讲话所用的方言，政府也没有规定全国各地的老百姓一定要学会“读书音”，或者一定要学会某个地方的方言，政府规定“读书音”标准，其“读书音”的推行只及于读书人而言。元朝以后，读书音被抛弃，北平方言本来只是一种地方方言，但因为元朝的统治者都讲这种话，当时的读书人想要做官，就要学会这种方言，在朝廷办公也必须用这种方言，所以称之为“官话”，这就是“官方语言”一词的由来。所以说“闽南语甚至曾是唐朝的通用官方语言”这句话表述有欠妥当，把概念混淆了，应当说“闽南语文读音曾是唐朝政府所规定的读书音标准”。至于唐朝首都长安人当时所讲的方言到底是什么样的，是不是就是“闽南语白话音”，根本无从考证，唐代距今一千余年，在这一千多年的历史里，战乱以及百姓更替种种微弱的变化都足以让一个地方的方言和人的构成发生变化，在闽南地区，一市、一县甚至一个镇都有着差异明显的腔调，更何况千里之外、千年以前的长安方言了。

但是，不管是否有足够的证据证实，闽南语确实是在很大程度上更接近于唐朝中原一带的语言。在闽南、潮汕、台湾甚至雷州，当地人对自己的语言一般称为「福佬话」，甚至与之相邻近的广府人、客家人也这么称呼，「福佬话」正确的汉语意译应该是「河洛话」，指的是黄河和洛河一带的语言。而最早随郑和下西洋的闽南沿海百姓，在南洋定居后也常常自称「唐人」，称故乡为「唐山」，家乡的人对这种出洋谋生称作「南洋钱，唐山福」；甚至在明末以后，闽南、潮汕等地百姓移民台湾的壮举也被其子孙世代描述为「唐山过台湾」；更有甚者，闽南人在谈起自己的祖先时，几乎都会异口同声指向河南，而那个出现频率最高的是河南南部一个小县城「固始县」，尽管它离洛阳已经有些远了。

至于唐朝读书音，当时称「雅言」，是历朝历代不间断传承的「文读音」，以当时神都洛阳的读书音为正宗，而洛阳在当时可以说是上迄夏商，下止隋唐的天下至中。这种雅言具备超乎寻常的生命力（因为在古时，读书人总是受人尊敬的），所以从这片土地批量迁移而出的知识分子便足以将之带到新的地方生根发芽。而这些承载语言传播媒介的人（读书人承载读书音，老百姓承载白话音），正是闽南人世代歌颂的开漳圣王陈元光和开闽王王审知，他们二人在唐代分两个阶段分别率领大量河南兵士千里迢迢进入福建，陈元光以漳州为立足点，王审知则以泉州为基地最终攻下福州，如此批量的唐朝将士不仅引入大量的人口，还将中原文化也带入了闽南地区。如果陈元光和王审知是一个家乡情结深重而又有强大执行力的领导者，那么闽南语确实具备更多的中原语音成份，且足以让它在这块新土中发光发热，然后，闽南语在闽南这多山多水的封闭环境中适当的发生变化保留至今，其发音就与唐朝中原语言较为接近了。